2.以绘画对抗恐怖：夏洛特·萨洛蒙（第9/10页）

她通常会在纸的正面描绘一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背面则是些令人痛苦、带有抒情性的回想。因此她的外祖母因为听到广播宣扬“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暴行”而下跪的场景出现在某一页的正面，而背面则是宝拉琳卡当红时，街上张贴着她的巨幅海报的画面（这一组画面隐喻了世人所追捧的声音，由美妙的歌声变成了丑陋的广播报道）。而另一组画面正面的场景中，达博罗恩引用了尼采关于音乐的论述，劝说宝拉琳卡放弃祖国来获得自由；背面则是萨洛蒙在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无数的人排起长队，使得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坐落在地板上的泥潭（她暗示自由不再是可能的）。稍后的画面中，她站在外祖父的床脚，外祖母躺在一边，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不醒，或者是死去了。她的外祖父向她解释，说外祖母已经尝试自杀五次了。这本是发生在达博罗恩劝说宝拉琳卡之前的事情。尽管读者接收的是一组打乱顺序的回忆，但从灵感到法西斯主义再到自杀，这中间的联系是十分残忍的。在作品里，萨洛蒙反复强调的事情很简单：在苦难中，要么让生命远离死亡，要么相反。

最重要的，你将会在这些画面中，看到一些不断延伸的阴暗。但我们无从知晓，当萨洛蒙面对作品“正面”的事件时，她会有怎样的感受。胶带条遍布画面之中，尤其是在人物的眼睛和嘴巴上，人物几乎面目全非，虽然并非完全，但也有些认不出来了。她为何要这样做呢？菲尔斯蒂娜对此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这些具体的形象暗示了人们在当时无法说话，也无法观看。那么是什么摧毁了人们歌唱的声音与绘画的眼睛呢？如作品中表现的那样，在这些画面之下，作为一种不可分隔的对应，萨洛蒙猛烈抨击了那些千人一面的角色，而她自己对此则是问心无愧的。

作品里有关性竞争的内容，或是恋母情结的直接表现，显然是无法论证的。贴有胶带的画面，多是关于达博罗恩和宝拉琳卡。而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让萨洛蒙无法忍受的。宝拉自己则要大度许多，在菲尔斯蒂娜于她晚年做的一次访谈中，她称萨洛蒙与沃夫森的情事对她而言，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萨洛蒙作品的冲击力，根源在于可被还原的真实。在我看来，伴随着争取自由和体验生命本身的固有进程，萨洛蒙找到了描述毁灭——作为一种杀死能量的方式——的完美方法，它同时也是艺术的先决条件。惊人的相似也出现在米尔纳身上。通过自己的狂喜与绝望，她画出了一幅画像，上面有一颗光秃秃的脑袋，嘴巴被胶带封住（萨洛蒙也曾剃过光头）。她解说道，“这颗脑袋耳朵不听，眼睛不看，嘴巴被封住，他又聋又瞎又哑，恰恰表现了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状态。”

我们之所以往往无法显得无辜，是我们缺乏为自己而战的勇气和决心。在早期的画作中，米尔纳注意到，无害、清白的人物，通常会伴随一个肮脏的角色，“而我自己更容易对清白的那个产生认同。”但萨洛蒙不是无罪的，她也许伤害了自己外祖父的自尊：“他们根本不能走出自我，于是也根本无法理解别人。”但她还是坚持自己是出色的，“我是那种不懈寻找和发现自我获益可能的人。”而完成自己作品时，她宣称，“这部作品必定是无价的。”

我们究竟可以承受多少自我认知呢？在米尔纳看来，这种认知等同于寻找心魔，尽管困难，却是通往自由的赌桌上最大的筹码，“像是监狱围墙的倒塌”。让我们回想卢森堡以纸笔与自己的心魔进行的抗争，以及“她的心将融化束缚她的锁链和螺钉，她的钢铁意志将使监牢的墙壁不堪一击，从而让外部世界的丰富重新在她狭小的监禁空间中（汇聚）。”（克拉拉·蔡特金）这也是为何我拒绝将《人生？如戏？》看成一部回忆录，因为它讨论的并不是记忆，而是生而为人，我们究竟要承受多少和怎样的苦难。在外祖父告知她关于家族自杀的诅咒时，萨洛蒙悲伤地说，“我竟全然不知。”那些助她度过苦难的经验，其实都是周围的人不曾设想她是否可以承受，便全然加之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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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洛蒙并未向这个她始终在讥讽抨击的世界要求道德上的特权。倘若她确实这样做了，她也不大可能再画出这样的作品。在《浮士德博士》的尾声，叙述者困惑于自己是否可以从整个时代的罪恶中抽离自我，是怎样的溃败使他在有生之年游走在恐慌与渴望之间：“不，我不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希望这样”（这独特的想法被他写在一封“突破封锁”的信里）。他是对的吗？更糟糕的是，我们甚至要对他是否试图从他的民族所制造的罪恶中脱身画上问号。“这两个主人公（莱韦屈恩和蔡特布罗姆）身上有太多的秘密需要隐藏，也就是说，秘密使他们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托马斯·曼在作品的创作手记中这样写道。他自己就是个背井离乡者，他逃离了，但他的小说却告诉我们，逃离并没有意义。随后他将自己的作品称作是一份“激进的忏悔”：“从一开始，这本书谈论的，就是早已破碎之物。”

从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托马斯·曼就移居到美国。战争结束时，他应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他给自己的演说命名为“德意志与德意志人”。这次演讲被认为是德国人有关战争发表的最经典的演说之一：

作为审判的一部分，去迎合世人，咒骂、谴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以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自居，从而与罪恶撇清关系，对于我这样一个德国人而言也并不是容易办到的事。在我看来，每个德国人，都与德意志的命运和罪恶有所牵连……

世上并非有两个德意志：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事实是，唯一的德意志，因为邪恶的煽动而犯下滔天罪行。这个邪恶的德意志，仅仅是原本出色的那个误入了歧途，以致陷入灾祸、罪责和毁灭之中。但正因这样，一个生在那里的人，并没有办法轻易放弃这个邪恶且负罪的祖国，也不可能宣称：“我善良且高贵，是个清白的德国人，而那个邪恶的德国与我无关，可以随你们处置。”我所讲述和试图让各位接纳的德意志，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德意志，我讲的一切，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与我有关。

在看到这篇解说辞的德文版后，原本因政见不和而与他断交的弟弟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写信给他，称这是“为所有作家生活作出的辩护”。

贯穿本章始终的话题，是自由作为理念，及其同时拥有的最高的内在与外在价值。托马斯·曼在他的演讲里还质询了：“为什么德国人的自由之路，最终却会通往内在的奴役？”实际上，只有当一个人“内心自由，并主动为它负责”时，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定是种内在状态）。战争的结果究竟是什么？托马斯·曼的答案是令人惊讶的。他认为这场战争其实证明了歌德曾希望德国人成为流民的心愿：“像犹太人那样，德国人将背井离乡，散布在整个世界！”只有如此，“他们内心的善意”，才能全面发展，“惠及整个民族”。因此，既无处可寻，又无所不在的犹太属性，才成为复兴一个新世界的感人号角。（进一步我们可能要问，德国是否可以出走，从而寻找到与犹太人同样的身份认同？）托马斯·曼总结，战败之后，我们或许应当迈出试探性的一步：“是时候让19世纪的民族个人主义全部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