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7/12页）

赫克特曾转述梦露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永远不会被那些有着一口完美牙齿的男人吸引。”在《我的故事》里，有一章名字叫“关于男人”，其中她还谈到了自己永远不会喜欢的另外一种男人：“他们一开始生怕伤害到你，最后却比谁伤害得都要严重。”而无论是对于男人还是政治，她的口味似乎都很相近。她不喜欢谈论印度局势时含混不清的说辞“我们会鼓起勇气应付一切困难”；还有那些装作乐善好施，时时关心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大人物”。在她看来，男人们大多喜欢夸夸其谈，却没有知识分子的“睿智思想与人生体悟”，有的只是“无聊透顶的自吹自擂”。“这样的男人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亲密关系中，一个男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应当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那就是在“交代自己的过错和情史的时候”。而只有那些愚蠢和软弱的男人才会觉得女人过去的恋爱事件会妨碍她对自己的爱。“一个女人可以时时给予她爱的每个男人以深爱，如果，”她补充说，“数量不是太多的话。”这是个令人大跌眼镜的观点——她将这种选择上的自由，当作生活中的一项原则。（“因为没有什么，”她对韦瑟比说，“是可以被完全替换的。”）如果另一位传记作者萨拉·切奇维尔（Sarah Churchwell）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也就确实如她所言，在梦露自述的《我的故事》里表明，那些她生命里“所有的男性伙伴，包括剧作家、编辑、热衷于诉讼的生意伙伴”（这些内容当然只能在她死后才可以披露），至少在“关于男人”这一章里，并没有太认同梦露这句话。

对于梦露这样一个诙谐且有见地的女人来说，这个关于“更多选择”的解释还是太过油嘴滑舌了。但在她处于好莱坞那样不为人知且充满危机的生活里，我们不应该为究竟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她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扰。在梦露幼年遭受的虐待上，我与格洛瑞亚·斯坦能和洛伊丝·班纳持有相似的看法——它不应该吸引太多关注的目光。尽管这个故事在很晚的时候才被赫克特加入到《我的故事》之中，而她之后才把这些告诉很多人。一个忽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仔细考虑故事的真实性，毕竟梦露曾被人说成是个说谎成癖的女人。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拥护者（不过梦露曾多次拒绝和他见面，理由是他是个“太执迷于权力”的人）。当然，有关梦露早年在好莱坞遭受的侮辱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去谴责好莱坞将梦露塑造成她自己厌恶却不得不扮演的、以性感为卖点的偶像。无辜且自然地，有两个不堪的、不方便写明的绰号——我已经数不清被提及了多少次——时常被放在她的身上，是值得我们怀疑的。它们都提供了轻易可以实现的性企图的想象。这反映了某种深刻且痛苦的，盘踞于人们心头的欲望。它们本身就解释了这种取笑形成的原因，同时也提供了为何她的形象总会接近于死亡的理由。阿瑟·米勒就曾深陷于此，他写道：她的性欲就像是，“与自然唯一真诚的连接，富于生命力与真实”。在阿瑟·米勒后期的影片《堕落之后》（After the Fall,1974）中，他塑造了一个脱胎于梦露的角色。“她就在那里，像一只猫，或者一棵树。”

除此之外，梦露的故事还与被剥削的性有关。她所崇敬的斯蒂芬斯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对“一战”后世界各地革命事件的考察后写道，“令我失望的是，性在这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崩坏的时代，堕落占据主导，而对性的热衷也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政治理想。战后，他对世界的状态普遍宽容，但却忧心忡忡于“战争心理，诸如美国国内反劳动、反激进的群体心理，似乎太过强烈了”。而伴随着激进政治的崩塌，性狂热就成了取而代之的内容。在斯蒂芬斯传记的最后几页，像是对好莱坞和梦露的出现有先见之明，他对电影事业进行了预测，“作为我们这个机械时代最使人盲目，同时也最富个性的东西”，它将会对之前所有的艺术形式进行整合。因此这本在她出演第一部影片时曾偷偷带在身上的书，在几十年前就预料到了她的生活。她也同时实现了他的两方面预言——性与电影的成就（我们只是好奇，当她在片场读到这部分内容时，她是否想过如果自己实现了这个预言，将会对未来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梦露了解并且憎恨着这个由机器支配一切的时代。理查德·梅里曼在她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后表示：“当我用俚语问她，你是怎么‘鼓捣’出这一切的时候，她回答我说，我没‘鼓捣’任何东西，我又不是机器……虽然人们经常把我们这样的公众人物看成机器，但显然，我们不是。”

当阿瑟·米勒遇见梦露时，美国人民身上原本具有的激进主义特质，已经被斯蒂芬斯所观察到，而这些特质正在被性与政治理想互相撕扯所造成的鸿沟吞噬。在阿瑟·米勒的回忆录《时易世变》（Time-bends）中，他写道，美国文化“从男人的社会理想角度，提升了性欲的合法性，进而使人们无法认同彼此”（他放弃了基于这一主题的一部话剧，因为作品所预言的未来实在让他无法忍受）。“而我们上一次聚集到一起，还要追溯到这个国家上一个保守年代，那时社会公德还是死去的记忆。”“照例，美国人否认了他们的痛苦，努力驱逐这些记忆。”这同时是米勒与梦露婚姻的框架，也是梦露自己生活的框架。而在这一点上，好莱坞特有的空想主义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政治理想破灭，无意识的民族主义接管了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备受瞩目，因为她的魅力和与众不同，要为所有人的成功与失败买单——这大概也是后来她被彻底激怒的原因。米勒并没有隐瞒任何秘密，同时也没有对自己没能拯救这个女人感到抱歉（毕竟他们是互相亏欠的）。就像在《堕落之后》中，昆丁对玛姬说：“在某一刻，就像那月光一样明澈的，我看见我们都被宽恕了。”

梦露被要求了些什么呢？“性”显然是关键。在特里林看来，梦露受教育的愿望，剥夺了大众“中奖的错觉”：“只要床事好，没有搞不定的女人。”为什么一个如此性感的女人，还要想着上床以外的事情呢？这显然是偏见，却使很多原本可以很出色的女人放弃了变得出色的机会。而梦露的独特，则是因为她童年时的贫寒，以及当她成熟时，身边立即聚集了一众无法摆脱的奉承者给她带来的精神痛苦（正如特里林指出的，这痛苦抵消了上天赐给她美貌的馈赠），她努力只让自己维持对生活最低限度的渴望，这种渴望几乎无关任何事情，而只是渴望本身。她曾用一个十分准确却又自相矛盾的词组来描述自己“渴望得到虚无”。究竟是怎样挫败的美梦，介入了这个女性的身体中呢？其实不必成为弗洛伊德的信徒，我们也不难想象，以这样近乎自虐的方式对待自己，她可以得到的是相等价的自由。她曾对诺曼·罗斯滕说，“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如果他们说爱你却根本不了解你，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去恨你。”在毛姆的小说《雨》中，作品里的人物说“渴望是悲伤的”。这也是梦露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在生命的末期，她等待着出演由这部作品改编的电视电影，在里面饰演那个勇敢揭发伪善的社会面目，却始终也无法得到赎身，只能反复自己悲惨命运的妓女。而当这个机会最终没能实现时，她自己无比失望（她还坚持希望能让李·斯特拉斯伯格来执导这部影片，最终也失败了）。但毛姆对此是乐观的，他在1961年写信给梦露：“我听说你打算出演《雨》里面的莎蒂，我相信你可以演得很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