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为单亲母亲（第9/11页）
以上种种感知与念头在我心里与身体里交织，我说不出话，呆坐一旁。
这样一个烛光摇曳的夜晚，我不愿意走进一个可能如同我当年做癌症手术所在的医院一样洁白的诊所，也许是一样苍白的房间、白色的床单，我不愿意躺到一张也许同样冰冷的按摩床上……我心里压根就抗拒诊所，我盯着托尼，终于直直地吐出一句话：
“托尼，你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托尼愣了，显然对我直愣愣的提问感到很意外，他茫然地看着我回答：“我没有结婚，目前也没有女朋友，我的两个弟弟倒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不过这和我愿意帮你按摩有什么关系吗？”
我还是苦笑，不过这次的苦笑，苦的程度减轻了，因为我感觉到一种轻松，托尼看上去也是一个单身汉，他的表情轻松快乐，没有任何的遮掩。他说他目前没有女朋友也正是我期望的。只是我看到托尼的愣与茫然，我又苦笑了，这苦笑里又有了对托尼的歉意，对自己直愣愣提问的无可奈何。我实在轻松不起来，尽管我来自中国，不会调情，但是我在德国十多年了，我知道德国人会调情，陌生男女在这样烛光摇曳的酒吧里，喝着酒，聊着天，认真或者逗趣或者调情地问问对方是否结婚、是否有女朋友也太正常不过了，而我那么直接、那么生硬地提那原本具有多种含义、多种目的的问题，托尼不发愣才怪呢。我不回答托尼的提问，我甚至心里明白自己直接，但是一时也无法改变，于是干脆直接继续说：“我也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儿子，两岁多。你愿意和我今天晚上过一夜吗？我是说，我们去旅馆开一间房。”
托尼睁大了双眼，他正了正一直很放松的身体，说话变得不流利起来：“这，去我那儿按摩我不打算收你的钱，可是去旅馆，现在这么晚了，虽然我知道哪里能订到房间，但我的钱包里没有多少钱。”
“钱你不用操心，我们去特格尔恩湖边的特格尔恩湖宾馆，一定还有房间，我带着钱。”我吐出了话，我的渴望一分一秒地变得坚决起来，我渴望这个夜晚在托尼的臂弯中睡去，任世界天崩地裂，任黄山上我自己儿子的父亲云和自己的亲妹妹……我渴望明天早晨在托尼的臂弯中醒来，外面是蓝蓝的天，特格尔恩湖中是蓝蓝的水，水里一如既往游着那些洁白的天鹅。这，就够了。
托尼这时好像也进入了我的状态：“梅，听我说，钱我也可以去自动取款机取。只是我想，你的儿子一定在家等你吧，你怎么突然……”
我什么话也没说，起身往外走。
托尼很快付了账，跟着我出了鸡尾酒吧。他抢到我的前边走，把我带到他的车旁，默默地拉开了车门。
站在车门口，我立住了，春夜的凉风给了我一丝清凉，也给了我一种很清晰、很坚定的力量，儿子的脸庞又回到了我的眼前，还有我摔门而出时父亲的眼神。
托尼敦实的身体站在车门旁：“梅，你一定有难言之隐，我不多问你。你想怎样？去我的诊所，我为你按摩，那样你会放松舒服一些，或者你一定要去特格尔恩湖旅馆，我也陪你去。”
我再次面对托尼的双眼，那双眼睛很单纯，充满同情又仍然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同情我而决意陪伴我。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由于聊得来在几个小时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因为有了这种信任，这个晚上怎样度过变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产生了这种信任的托尼想帮助我。这是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信任，这种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有时候被情、欲、利所左右，可能会向恶的方向发展。春夜的凉风横扫街头，我不可能多想，但是我从托尼的那份同情、好感（我当然也感觉得到托尼对我有某种程度的好感）与信任中获得了力量，我摇摇头：“不，谢谢你，托尼，我哪里都不去了，我回家。”
“好样的，我开车送你回家，你难道不敢上我的车了吗？”
“不，不用了，我自己回家。”我向一辆开过来的出租车招手，托尼紧跟在我的身后，他为我拉开出租车门，递过来一张名片：“梅，这是我的诊所，你可以随时来，我为你按摩，不要一分钱。”
“谢谢你！”我还是只有这三个字，出租车开动了。
彻底分手
那是一段黑色的日子。
一位朋友为了安慰我，提示我去看一部电影。我神情恍惚地走进电影院，看了当时引起轰动的电影《希拉里与杰基》（Hilary and Jackie，中文翻译成“她比烟花寂寞”“姐妹情深”）。这部片子重现了英国著名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和她姐姐的真实故事，杰基是杰奎琳的昵称。影片里，杰基对姐姐希拉里说，她要和姐夫做爱，当希拉里戒备地劝阻她，杰基悲愤交加，一个人跑到荒凉的旷野。希拉里在后面追赶她，冬天的旷野不见人影，一路却见到杰基的衣裙一件件随风飘落，希拉里惊慌地呼唤，跟随衣服的踪迹找到树林。赤裸的杰基蜷缩着坐在灌木丛里抱头痛哭，腿上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她像一只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受伤的小动物。情欲和寂寞让她在煎熬中崩溃，她哭着对姐姐希拉里说：“你一点也不爱我，我仅仅只是想和姐夫做一次爱，但是你不肯给我。”心碎的希拉里脱下自己的大衣，在寒风中紧紧地搂住杰基，终于默默地同意了自己的妹妹和自己的丈夫去做爱。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到了极致，嫉妒、自私、宽容、深情、混乱和无助交融在一起。
在柏林，这部片子被议论得沸沸扬扬，那是因为片中的另一位主角，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天才钢琴家和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伊姆先生，2000年秋天刚上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杰奎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他们的结合曾被誉为是金童玉女，艺术上的天作之合，但是现实中，他们的婚姻难以维持，巴伦波伊姆离开杰基时，杰基已经病了。杰奎琳本人已于1987年去世，电影一定让巴伦波伊姆先生重新回想起往事，再次感到人生无可奈何的痛苦、遗憾和愧疚，据说他只对电影说了一句话：“上帝，为什么（这部电影）不等到我死后再放？”
人们各自谈论着人世间曾经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故事，似乎这个世界如今一切都有可能，各种标准、尺度、观念都失去界限、模糊不清，做突破界限的事情的人总会有新奇的刺激，即使没有做那些事的人谈谈那些事也是一种刺激。
现实比电影更残酷，电影里是精神和身体崩溃的妹妹请求幸福的姐姐给予超出寻常的解救。现实中，我因为云的出现，最终离开了我的德国丈夫，命运决定了我和他创造了我唯一的孩子。我患了癌症，已经晚期，身体变成了异体，云，我儿子的父亲，成了人世间与我的身体最亲密的人。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也趴在他的身上和他做爱，我不能相信，永远也不能相信。现实中，是云让我的亲妹妹在我生命的低谷抽去我最后的依靠、自尊、性和一点可怜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