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吉姆的婚姻生活（第5/6页）

我和吉姆像以前一样周末看展览、看演出、做运动，但是看展览、看演出之后却不必像以前一样犹犹豫豫，而是不假思索地出入饭馆、咖啡厅。面对面时，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很多话，但是吉姆自在得很，牙签夹在指缝里，翻着报纸，读着杂志。

吉姆又成了那个在我身边自在自得的丈夫，但两个人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

女人一生的命运是怎么决定的？这永远是个谜。

我曾经有自己坚定的生活追求和准则。在中国，我一帆风顺，16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二十几岁已经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即将在大学任教。但是我的心中有出国学习的梦想，这个梦想似乎高于一切，或者说，时代的潮流让有机会的人都想去美国或者欧洲留学。我获得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去了德国，从零开始学习德语，并在30岁的时候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我崇尚艺术，喜欢旅游和运动，这些我和吉姆都合得来。但是当我30岁拿到德国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自己想要孩子了，我有年龄的压力。

吉姆在外地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其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两个人重新和好之后，我想为我们的婚姻快点打好另一个根基，要一个孩子。但是吉姆感觉他的工作和生活都不稳定，他想等一等。

等一等？20岁的女人能等，我三十多岁了，一路走来，出国、打工、攻博、工作，我都有了，我突然觉得唯有孩子不能等了。

我不能等，还有一个不能和吉姆说的理由。

中国在变化，我也在变化！相比在读书阶段对德国的文化如饥似渴，非常愿意扎在德国人的圈子里。攻读完博士之后，尤其是从事接待中国高级团队的培训工作后，我重新接触到中国人，我了解到了中国这些年的变化。10年了，我因为向往德国、爱德国、爱吉姆而远离中国，我因为学德文，用德文写博士论文，强迫自己只读德文书，尽管读得很慢，慢到有时也提不起兴趣，但是我远离了中文。如今，我发现中国仍然在我的心底深处，中国在这1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如饥似渴地只想参加有关中德的活动，做宣传中国文化的工作。

在做中德文化交流活动时，我有了一个中国情人，我和吉姆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出现危机，而吉姆并不在我身边。

情人意味着什么？恐惧与激情。

吉姆工作的不稳定以及和吉姆的分居，让我感到恐惧。我有了一个情人，我心里更加恐惧。我害怕女人在这些不稳定中一切都鸡飞蛋打，一辈子错过孩子。没有孩子的一生对女人来说是不完整的一生，我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而现在这种教育起作用了，我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状态，生理也发生了变化，我害怕自己老去，强烈地渴望孩子，希望用孩子和吉姆建立终生的联系，甚至和德国建立永恒的联系，但是其实我又都想不清楚，也并不坚定。于是，我的生活追求和准则都转眼间发生了变化，我忘记了一切，我要的婚姻，婚姻后的共同生活，彼此了解，然后再要孩子，这些我都抛到脑后。

1998年9月25日，星期五，德国总理大选的前两天，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场选举集会在柏林举行。这个晚上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和我的中国情人云，也就是后来我儿子的父亲，置身其中，我们是集会上仅有的中国人。云有着动人的嗓音，他是学录音出生的穷学生，当时他兼任德国之声、法国之声对中国广播的记者。

我是第一次置身在这种媒体、竞选、政治的环境中。好几个德国和世界的电视台都在准备现场直播，摄影师、灯光师不断地旋转机器调试位置，特别是主持人，好几个走来走去酝酿情绪，一位女主持人握着话筒的手在发抖。支持者们特别激动。未来的总理施罗德先生走上了演讲台，我完全被激情淹没了。

人一生的命运就是要自立、搏击。施罗德先生年轻时的经历不是也很艰难吗？他念完中学，大学没上就工作了，后来通过补习才进入大学深造，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奋斗都要当总理了。和吉姆的婚姻一定是我想要的吗？自从有了吉姆，我做起了舒适的太太，不再进行孤独的奋斗。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了，他不再愿意我成为他的负担，他和我签订了财产协定，不再顾及我起码的自尊，他让我在德国做个秘书，根本就不把我这位中国名校的高才生当回事，他觉得和我生个孩子还会是眯缝眼。吉姆跟我去中国，玩得像个孩子，但是，他挤公共汽车把不住车门掉下去了，摔了个大趔趄，他不理解中国的拥挤，觉得中国没有秩序。中国南方没有暖气他感冒了，整天流鼻涕，他不理解中国的贫穷。他批评北京的灰色建筑像兵营，害怕我今后回中国，更害怕我带着他的孩子回中国……我忽然拥有了无穷的力量，我不想等吉姆要孩子了，我决定和吉姆离婚，和云生一个百分百的中国孩子，从零做起，靠自己独立奋斗。

这一夜我没有回家，而且决定永远不再回那个家，1998年总理选举的那一晚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激情中、压力下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找借口，我觉得最终和一个中国人生活并要一个孩子是对的，从零开始共同奋斗，想留在德国或者想回中国都能步调一致，进退自由。

两天后，1998年9月27日，施罗德先生在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击败科尔，当选为德国总理。

4年后，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施罗德政府面临困境，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的呼声很高。

2002年9月21日，星期六我从中国回到柏林，家中书桌上放着9月22日举行的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的公民投票，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看那些德语的选举说明实在有些费劲，我不打算参加选举了。星期天，我约好了去朋友立新和贝恩德家，贝恩德开车来接我。路上，贝恩德问我投票了没有，我说没有。贝恩德开玩笑地用投票宣传语鼓励我：“您的一票就将决定谁当总理。”我看着表，说来不及了，现在离投票截止时间还差10分钟，贝恩德立即掉转了车头：“梅，我送你回去取选举票，你家旁边拐角的小学就是一个投票点。“17点58分，我投下了在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选举票。当晚，在立新和贝恩德家里，我们喝着啤酒，紧张地看着唱票结果，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一路微弱领先，电视屏幕上两党党部都在准备庆祝，胜利有胜利的庆祝，失败了也有失败的庆祝，反正都是庆祝。而坐在电视机前的选举人因为自己真情地投出了一票，看到自己投票的党票数落后了，真的没有心思庆祝，连口中的啤酒都觉得分外苦。当唱票接近尾声时，历史发生了转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联盟以微弱多数胜出了。刚刚还情绪低落的立新、贝恩德和我激动地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好爽啊，贝恩德和我碰杯时大声欢呼：“梅，你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