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3页）

《诗经》中还有一些反映周部族发展的史诗，如《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绵》、《生民》、《公刘》等篇，详细地记述了周族祖先创业的艰难，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诗的篇幅虽长，可读来毫不枯燥。

《诗经》中有相当篇幅是颂歌祭歌，这些或歌颂祖先，祈求降福子孙，或歌颂在上者的功德，思想价值不是很大。但有些记录了当时农、牧、渔的生产情况，先人们开拓疆土、营建宫室情景，生动地再现了昔日风貌，是了解当时社会的宝贵史料。

总之，《诗经》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艺术水平也是很高的。读了这些诗，会使我们受到深深的震撼，能深切地感到今人的思想感情和古人是相通的。

对《诗经》的艺术手法，经前人总结，用“赋”、“比”、“兴”三字来概括。“赋”就是直接抒写和铺述，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方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使事物的表达更加形象生动。“兴”，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集传》）。细究“兴”字，有发端的意思，也称起兴，一般用在诗歌开头。起兴的句子可以与诗的内容有关，也可以无关。赋、比、兴三种方法，在《诗经》中交互使用，有的侧重用赋的方法，如《大雅》和《颂》，而《国风》和《小雅》则用比、兴较多。

重叠的章句，回旋反复地吟唱，是《诗经》中众多民歌的一大特色。它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中，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抒发。另外，双声、叠韵、叠字的修辞手法，也增加了诗的美感和感染力。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每句虽只区区四字，但句法多样，语气自然，创造出很多千古流传的名句，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风雨凄凄”、“风雨萧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至今还经常运用。根据内容需要，也有二、三、五或六、七、八字为句的。句式的灵活多变，使《诗经》的诗更加色彩纷呈，多姿感人。

《诗经》到汉代被尊为“经”以后，传习的人就多了起来，相传有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鲁人申公，他是汉文帝博士。《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他是汉景帝博士。《韩诗》出于燕人韩婴，他也是汉文帝博士。《毛诗》出于毛亨和毛苌，毛亨曾为河间献王博士。鲁、齐、韩三家传“今文经”，即用汉初通行的隶书写的《诗经》。《毛诗》传“古文经”，即用先秦使用的籀文。因各家依据的本子在文字上存在差异，所以对诗义的解释也有许多不同。

东汉以后，《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逐渐衰亡，后来其书也亡佚了。现在留存的三家说都是清代学者从各种典籍中钩辑出来的，如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疏》等。

《毛诗》在后世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很多学者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作的“笺”。到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将唐以前关于《毛诗》的各家学说汇集到一起，成了《毛诗》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作《诗集传》，成为后来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读之作。及至清代，由于校勘、考据、音韵、训诂学的盛行，解经的著作烟海波起，学术成就也很高。清代关于《诗经》的著作有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说突破了经学藩篱，又不拘泥于三家之说，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主旨”，注意到《诗经》的文学意义，解说文字辞采斐然，是值得一读的佳作。王先谦的《诗三家义疏》辑三家遗说最为完备，是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有林光义的《诗经通解》、吴闿生的《诗义会通》、闻一多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等，对《诗经》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烦琐考证和穿凿附会的旧说，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在阅读有关《诗经》著作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诗序”的问题，不了解这个问题，对初学者就会造成障碍。什么是“诗序”呢？一般认为《诗序》有大、小之分，列在《毛诗》各篇之前解释每篇主题的文字就是“诗序”，也称“毛诗序”或“小序”。在《毛诗》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后面，有一段较长的概论《诗经》全书的文字，自“风，风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称为“大序”。诗序的作者，一说子夏，一说子夏和毛公，一说为东汉人卫宏。还有说子夏作，毛公、卫宏增益润色，迄无定论。“大序”提出很多涉及诗歌理论的问题，如“六义”、“正变”、“美刺”等说。“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并对每项都作了解释。“正变”指“风”诗、“雅”诗有正声，有变声。政治清明时，赞美某某的诗就是正声；王道衰微、政教废弛时，所作讽刺某某的诗就是变声。后来郑玄根据“大序”的说法，将《国风》和二《雅》的265篇诗，划分出正诗59篇，变诗206篇。“大序”还提出了“美刺”说，即政治的清明与黑暗，决定了诗赞美什么，讽刺什么。“大序”还对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对诗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读者很有启发，对后代诗歌创作也起过积极作用。“小序”对每篇诗义的解说，有的确有依据，比较符合诗的本意，但也有不少穿凿附会之说，不可全信。

对于诗的作用，孔子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论语·阳货》）又说：“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这就是说《诗》在修身方面有教育作用，在治国方面可以观察时政得失，还可以使士人相互切磋砥砺，以至批评怨刺统治者的政策措施，把诗教提到了治国兴邦的高度。

《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诗经》曾被译为多国文字，日本、朝鲜、越南、法国、德国、英国、俄国都有译本，流传非常广泛。作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石，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继承这一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