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6/21页）

俞氏之意，以为诗本该是可以歌咏的，到后来，诗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有词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词而不歌咏诗了。所以说词是诗之馀。再后，词也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南北曲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南北曲而不歌咏词了。但是，在这里，俞氏却不说南北曲是词之馀。他以为可以歌咏的诗歌，都是乐府。诗在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诗到了不能歌咏的时候，诗还是诗，但已不是乐府了。因此他说：不是诗亡，而只是诗亡失了它的乐府功能。词（诗馀）在它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所以不能说“诗馀兴而乐府亡” 。同样，南北曲兴起之后，诗馀只是亡失了它的乐能，故不能说是“诗馀亡” 了。探索俞氏这段话的意味，实际上他以为诗与词都是乐府之馀，但是他却说“诗亡然后词作，故曰馀也。” 这个“馀” 字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没有解释清楚。

陈仁锡序《草堂诗馀四集》云：

诗者，馀也。无馀无诗，诗曷馀哉？东海何子曰：“诗馀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元声在，则为法省而易谐；人气乖，则用法严而难叶。” 余读而韪之。及又曰：“诗亡而后有乐府，乐府缺而后有诗馀，诗馀废而后有歌曲。……凡诗皆馀，凡馀皆诗。余何知诗，盖言其馀而已矣。”

东海何子，指华亭（今松江县）何良俊，这些话见于武陵逸史本《草堂诗馀》，陈氏引用来解释“诗馀” 。何氏之意谓词出于古乐府，而古乐府则出于诗三百篇。因此，“诗馀” 的意义是诗三百篇的绪馀。这个“诗” 字应当理解为《诗经》。陈氏推演何氏之说，得出两句非常晦涩的话：“诗者，馀也。无馀无诗。” 意谓后世一切诗歌，都是《诗经》的馀波别派，诗三百篇如果没有馀波别派，则后世无诗歌了。所以，“凡诗皆馀，凡馀皆诗。” 凡是一切后世诗歌，都是《诗经》的馀波，凡是继承《诗经》的作品，都是诗。最后，他说：“余何知诗，盖言其馀而已矣。” 这个“诗” 字，又是指《诗经》的，他自谦不懂得《诗经》，只能谈谈《诗经》的馀波——词——而已。

这一段序文中用“诗” 字有不同的涵义，以致晦涩难解，明代文人，就喜欢写这种“恶札” 。同书又有一篇秦士奇的序文云：

自三百而后，凡诗皆馀也。即谓骚赋为诗之馀，乐府为骚赋之馀，填词为乐府之馀，声歌为填词之馀，递属而下，至声歌亦诗之馀，转属而上，亦诗而馀声歌。即以声歌、填词、乐府，谓凡馀皆诗可也。

此文也是发挥何良俊、陈仁锡的意见，以词为《诗经》之馀。“声歌” 即指南北曲。

清初，汪森序《词综》云：

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迄于六代，《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其不即变为词者，四声犹未谐畅也。自古诗变为近体，而五七言绝句传于伶官乐部，长短句无所依，则不得不更为词。当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诗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歌曲。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

此文观念，较为明白。汪氏以为词的特征有二：其形式为长短句，其作用为乐府歌辞。以这两个特征为标准，以求索于文学史，则《南风》、《五子》、《周颂》、汉乐府，都具有这两个特征，故以为词之起源在古乐府。这意见与俞彦相同，不过俞氏只提出一个特征：有歌咏之道，而未直接提出乐府。至于“长短句” 这个名词的意义，汪氏亦与元明以来许多人的见解一样，以为长短句只要句法参差不齐的诗，就是长短句。他似乎不知道唐人以七言句为长句，五言句为短句，所谓长短句，专指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诗体，古乐府虽有句法参差不齐的，还不能称为长短句。

又汪氏以为唐人五七绝歌诗是诗，李白《菩萨蛮》等作是词，二者既同时并行，故不能谓词出于诗。这个观点，亦有未妥。五七绝歌诗和《菩萨蛮》等词的最初形式，在唐代同样是乐府歌辞，没有近体诗与词的分界。以上两点，是汪氏持论未精审处。

李调元作《雨村词话》，其序言亦谈到了“诗馀” ：

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属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属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自唐开元盛日，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绝句流播旗亭，而李白《菩萨蛮》等词亦被之管弦，实皆古乐府也。诗先有乐府而后有古体，有古体而后有近体，乐府即长短句，长短句即古词也。故曰：词非诗之馀，乃诗之源也。

此文虽然好像完全抄袭汪森的文章，但结论却不同。汪氏以古近体诗为一个系统，古今乐府歌辞为另一个系统；而李氏则以为今之词即古之乐府，而古诗则导源于乐府，因此，词非但不是诗之馀，亦不是古乐府之馀。因为词本身即同于古乐府，而为诗之所从出，所以他的结论是词“乃诗之源也” 。基于这一观点，故李氏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的歌诗，与李白的《菩萨蛮》等词，同属于古乐府，这又是和汪氏不同之处。

吴宁作《榕园词韵》，其《发凡》第一条云：

词肇于唐，盛于宋，溯其体制，则梁武帝《江南弄》、沈隐侯《六忆》已开其渐。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屈子《离骚》名词，汉武帝《秋风》、陶靖节《归去来》亦名词。以词命名，从来久矣。由今言之，金元以还，南北曲皆以词名，或系南北，或竟称词。词，所同也；诗馀，所独也。顾世称诗馀者寡，欲名不相混，要以“诗馀” 为安。是编仍号“词韵” ，从沈去矜氏旧也。

吴氏以为词出于齐梁宫体诗，足当“诗馀” 之称。又以词为通名，凡楚词、古歌词、南北曲，皆可称为词，则无以区别于《花间》、《草堂》形式的词。因此，他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庶几专指这一种文学形式。但是，吴氏虽持此观点，而他的书还不便改名《诗馀韵》，因为他这部书是在沈去矜《词韵》的基础上改订的。

按：屈、宋楚辞，汉武、陶潜的歌赋，在文学史上，向来用“辞” 字，而不用“词” 字。“辞” 为文体专名，而“词” 则为通名，如歌词、曲词等。宋元以后，才有人把“楚辞” 写成“楚词” ，南北曲在金元间虽然亦称为词，但至明清间已逐渐称之为曲。故“词” 字的涵义，在宋代则正在由通名演变为专名，到元明以后，则已固定下来，自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正名，不会与楚、汉、金、元辞曲相混。吴氏主张以“诗馀” 为词的正名，我们暂且不必讨论其当否，从他所说“诗变为词，目为诗馀，乌得议其非通论？” 这句话看来，可知他是针对汪森而说的。汪氏把诗和乐府分为两个系统，他以为词源于乐府，故否定其为“诗馀” ，吴氏以为词是从诗衍变而成的，故应当名为“诗馀” ；但是他所举的《江南弄》、《六忆》等却是齐梁乐府，可知他关于乐府与诗的概念是混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