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第2/3页）

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

又有张泌的《杨柳枝》一首：

腻粉琼妆透碧纱，雪休夸。

金凤搔头堕鬓斜，发交加。

倚着银屏新睡觉，思梦笑。

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

以上三首，都以七言四句为基础，其下各加一个短句，可能就是所谓“添声” 部分。此处本来是和声，故作词者不在此处填词。后来和声也成为正曲，作词者就也填上实字，于是成为《杨柳枝》新调。北宋词人作《杨柳枝》词，都继承《花间集》的格调，即四个短句都用三言句，而敦煌曲的形式却没有出现。王灼《碧鸡漫志》已有所说明：“今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

殴阳修有一首词，调名《贺圣朝影》：

白雪梨花红粉桃，露华高。

垂杨慢舞绿丝条，草如袍。

风过小池轻浪起，似江皋。

千金莫惜买香醪，且陶陶。

此词与《杨柳枝》几乎相同，惟第三句下三字短句仍协前二句的平声韵，而不和“起” 字协韵。万红友《词律》因此便以为此二词有区别，不能认为是同一个词调。

另外，贺方回有八首词，调名《太平时》。其第一首云：

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

个侬无赖动人多，是横波。

楼角云开风卷幕，月侵河。

纤纤持酒艳声歌，奈情何。

此词与《贺圣朝影》完全相同。《词律》云：“此调一名《贺圣朝影》，因原名《太平时》，故列于此，不附《贺圣朝》之后，勿谓例有不同也。” 万红友以为此词原名《太平时》，别名《贺圣朝影》，因此将《贺圣朝影》编在《太平时》调后。至于《贺圣朝》与《贺圣朝影》，万氏认为是不相干的二调，所以不把《贺圣朝影》编在《贺圣朝》调后。但是，《词谱》却说：“《太平时》，一名《贺圣朝影》，一名《添声杨柳枝》。” 《历代诗馀》因此就把欧阳修的《贺圣朝影》改题作《太平时》，与贺方回、陆放翁诸人所作《太平时》编在一起。

由以上情况，我们得出一个疑问。《太平时》、《贺圣朝影》和《杨柳枝》的关系如何？这个疑问的关键，在于第三句下的短句，协平协仄，有无区别？五代时人作《杨柳枝》，此句都协仄韵，即与第三个七言句的末一字协韵。宋人作《太平时》，此处皆协平韵，即与第一、二、四句的末一字协韵。这里似乎有些区别。可惜宋人作《太平时》者不多，不能找到许多例证。近来看元遗山的《续夷坚志》，其中载金代大定年中有广宁士人李惟青，与鬼妇故宋宫人玉真相会，玉真作《杨柳枝》词曰：

已谢芳华更不留，几经秋。

故宫台榭只荒邱，忍回头。

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

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

此词第三句下的短句仍协平韵，应当就是《太平时》或《贺圣朝影》，而元遗山却说是《杨柳枝》。可见《太平时》或《贺圣朝影》就是《杨柳枝》，并无区别。第三句下短句，协平协仄，可以不拘。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不同的二调。

《太平时》乃宋太宗时所制的小曲，属小石调，见《宋史·乐志》。《杨柳枝》属黄钟商，俗称高大石调。小石调乃姑洗商的俗名。二者都是商声，可知北宋初的《太平时》，是以唐五代的《杨柳枝》演变而来，而且只是音律上的小小改变，对歌词句法几乎没有影响。

《贺圣朝影》就是《贺圣朝引》，顾名思义，此曲应当是从《贺圣朝》演变而成，不能说它和《贺圣朝》没有关系。黄庭坚有一首《贺圣朝》词曰：

脱霜披茜初登第，名高得意。

樱桃荣宴玉墀游，领群仙行缀。

佳人何事轻相戏，道得之何济。

君家声誉古无双，且均平居二。

同时张子野亦有一首：

淡黄衫子浓妆了，步缕金鞋小。

爱来书幌绿窗前，半和娇笑。

谢家姊妹，诗名空杳，何曾机巧。

争如奴道：“春来情思，乱如芳草” 。

又杜安世亦有一首：

牡丹盛坼春将暮，群芳羞妒。

几时流落在人间，半开仙露。

馨香艳冶，吟看醉赏，叹谁能留住。

莫辞持烛夜深深，怨等闲风雨。

以上三首《贺圣朝》，和顾、张泌的《杨柳枝》，欧阳修的《贺圣朝影》，对比之下，宛然一式。黄庭坚一首，尤其与敦煌曲子极近。基本上都是在七言绝句的各句下加一短句。所不同者，是这些短句或为三言句，或为四五言句。短句的韵脚，或协平声，或协仄声。张子野、杜安世二词，七言绝句部分的第三句已变成四言二句，显然这里已用换头了。张词第四句仍为八言，而杜词第四句则回到七言，使第三句的换头更为明显。如果以欧阳修的《贺圣朝影》与黄庭坚的《贺圣朝》对比，可知它们的关系正如《花间集》的《杨柳枝》和敦煌《杨柳枝》的关系一样。

《贺圣朝》也是唐代教坊旧曲。张子野集中注明《贺圣朝》属双调。双调乃太簇商的俗名。由此可知宋代的《杨柳枝》、《太平时》、《贺圣朝》、《贺圣朝影》（或引），都是商声曲子，其音律既不甚远，格式又大体相同。因此可知，《太平时》或《贺圣朝影》，实在就是《杨柳枝》。《词谱》的注不错，万红友《词律》的注却失于考究了。

以上，我给词调《杨柳枝》的历史演变作了初步的探讨。现在给本文做一个结论：杨柳在《诗经》时代已为人民歌咏的题材。在汉武帝时，李延年吸收西域音乐，谱出了二十八个新曲调，其中有折杨柳一曲，汉武帝把它用作军乐，属于横吹曲，当时是笳吹曲。西晋末年，洛阳民间流行着一支折杨柳歌，歌词内容仍然是军队生活，但它已不是横吹乐曲，而成为民歌了。到了梁代，横吹曲中还有折杨柳，但有时却称为折《杨柳枝》。从初唐到盛唐，有许多诗人做过以折杨柳为题的歌词，形式是一首七言绝句。内容不限于军旅生活，也不限于杨柳。这时候，折杨柳已成为乐府古题。

唐玄宗时，用旧曲改新声，折杨柳被改名为《杨柳枝》，不用笳吹，而改为笛曲，也不是军乐了。到中唐时候，洛阳民间又流行了一支所谓新翻《杨柳枝》，得到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的赞赏，赋诗宣扬，于是《杨柳枝》从笛曲中解放出来，成为歌曲、舞曲。温庭筠等人又作了新添声《杨柳枝》，盛行于歌坛。所谓“新翻” 、“新添声” ，在当时诗人所作《杨柳枝》词的形式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们同样都是一首七言绝句。但敦煌曲子中有一首《杨柳枝》，是在七言绝句的每一句下各加一个四言或五言的短句。在《花间集》中，也有几首《杨柳枝》，是在七言绝句的每一句下各加一个三言的短句。这大概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添声” 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