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词序跋（第2/10页）

陈子龙的诗歌，早期曾受前后七子影响，倾向复古，窗课社稿，多摹拟古人之作。随着政局剧变，他在三次入京之后，目睹当时朝政黑暗，权奸当道，天灾人祸频仍，人民不堪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而新兴的后金，正日益强大，崇祯二年至九年期间，三度侵扰，驰突京畿，给明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陈子龙忧虞时事，尤多忧边之作，在清兵侵扰，属国沦亡，经、抚失策，边将骄悍的情况下，对国家民族的安危不胜耽心。把深沉愤激的感情，念乱望治的意志，强烈的民族气节，注入自己的诗作，在诗风上激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湘真阁稿》、《三子新诗》中，极多兴会淋漓尽情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迈雄浑、悲壮激昂的特有风格。

他痛恨权奸误国、阉宦揽权，导致边事日坏，忠贞之士，横被摧残。崇祯帝即位以后，魏忠贤虽被诛戮，其馀党仍在，“宵人骂碧血，群阉艳华虫” 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他在《今年行》、《策勋府行》、《白靴校尉行》等诗篇中，对魏阉馀党的鞭挞，不遗馀力。而崇祯一朝却仍任用太监监军贻误戎机，造成多次军事上的失利，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诉了这一明代最大的弊政。

两都倾覆之后，在严酷的民族斗争中，陈子龙不仅在诗歌里慷慨激昂地申叙矢志报国的决心，热情支持江南人民的斗争，且躬自投身于义旅。他生平声气相求、患难与共的师友，复社、幾社的同志，在斗争中纷纷蹈义赴难。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详细的记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义的人士特多，这不能不和东林、复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气节有关。

除了对国家内忧外患痛哭陈词、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临山川、友朋酬赠，及反映民隐民瘼的作品，也表现了他热爱祖国河山、共期忠贞赴难、关怀民生疾苦的胸怀。到后来虽明知复国大业难以实现，但忠贞不贰之情，愚公精卫之志，始终激荡在他的胸中，终身不渝。

陈子龙的词，清代王士禛、邹祗谟、沈雄等人，皆深为推许。其词以《花间》、北宋的雅丽为归，当明代词学衰微之际，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舆、蒋平阶等幾社名士皆致力为词，形成云间词派，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他现存的词，大多作于甲、乙以后，其弟子王沄为之辑入《焚馀草》中。王昶等人编辑全集时，又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其中怆怀故国之作，沉哀凄丽，蕴藉极深。

陈子龙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他当然反对农民起义，称之为“寇” 、“盗” 。但他又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明末农民起义的看法，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他认为当时农民起义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民怒” ，二是“民饥” 。《寄桐城方密之》诗中说：“民怒一朝发，裂帛张旌旗。中夜刑牛马，纵火焚九逵。” “民怒” 从何而来？显然是由于朝廷横征暴敛，官吏贪污酷虐而起，积怨既深，就会如烈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遏止。在《感怀》诗中他说：“胡部徙庭秋上谷，饥民举火夜平阳。” 指出秦、晋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为“饥” 。人民在暴政、灾荒、豪门剥夺，重重迫害之下，饥不得食，流离死亡。当局不知体恤，捐饷征输，有加无已。最后，人民忍无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毁苛政。作者还在诗中写出当时起义军盛大的声势，像“中州旗绛天” ，“鄂渚旌旗红照天” ，“江滨烽夜赤，城头旗昼红” 这些诗句，皆指起义军而言。在《杂感》诗中，他感慨地描绘了“车马空官渡，风烟满豫州。黄巾连户著，白骨无人收” 的景况。在和《冯侍御谈晋中事有感》诗中，又写下了“征输青草尽，名号赤眉多” 、“荆棘交千里，风烟锁百城” 等诗句，都是当时的实况。这些都说明尽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陈子龙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一向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称他“负旷世逸才” ，“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 。又说：

初与夏考功瑗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 ，继得辕文，号“三子诗” ，然皆不及。……当是时，幾社名满天下，卧子奕奕眼光，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想见其人也。（《梅村诗话》）

吴伟业终于仕清，造成毕生的遗憾，虽然晚节异途，但对陈子龙却极为钦佩，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词，有“故人慷慨多奇节” 之句，“故人” 即指陈、夏等人。

王士禛论诗，以为卧子七言律“沈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耳” （《香祖笔记》）。又说：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源于东川（李颀），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或过之。（《分甘馀话》）

王士禛论子龙七律，与梅村所评略同。其论歌行，则就宗法而言。其实子龙歌行，出入盛唐诸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专主东川。如朱云子称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视长安、帝京更进一格” （见《明诗综》引）。朱笠亭也说：

七言古诗杜诗出以沈郁，故善为顿挫；李诗出以飘逸，故善为纵横。卧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泽才气似李。（《明诗钞》）

转益多师，正是陈子龙的长处。对于明代诗歌的看法，朱笠亭还有这样一段话：

余钞黄门诗以终明一代之运，刘、高开于前，西涯接武于继，李、何、王、李振兴于中，黄门撑持于后，此明诗之大概也。（《明诗钞》）

朱笠亭这一评论，和一般论明诗者大略相同，都以为陈子龙是明代最后一个大诗人。明初的刘基、高启两家，成就虽高，在艺术上并没有形成独特的风格，在思想感情上，也没有像陈子龙那样忧虞国事一往情深。及至前后七子，大多只在形式上追求复古，他们的作品，在政治社会意义上远不能和陈子龙相比拟。

综上所述，可见陈子龙的诗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民族气节的光辉，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他不仅为明代的杰出诗人，从某些方面看，也可说是杜甫以来的一位重要诗人。在崇祯、弘光两朝中，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诗歌中有所反映。现存的诗歌，虽然是经过兵燹和长期禁锢后幸存的部分，但仅就这些诗来看，称之为史诗，也并未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