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诗词研究平议（第3/4页）
《词学》专刊是施先生实践和发扬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词学思想的平台，出版至今已被评为中国核心学术刊物，他主编的第一至十二辑最为广大词学研究者所挚爱。
《词学》由施先生筹划创办于一九八一年，问世后迅即受到海内外词学界和广大诗词爱好者的热烈欢迎，创刊号等均曾多次重印。由于施先生在海内外文学界和学术界久已享有崇高声望，词学研究者均颇为踊跃地为《词学》供稿，并以其论著和词作在《词学》发表为荣。在施先生邀请下，《词学》编委会集中了其时海内外声誉最为卓著的词学名家。
施先生将创办、编纂《词学》视作自己学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同样重视。他颇具创意而又周到地为《词学》设计各个专栏和版式，精心撰写《编辑体例》和《徵稿规约》。他不但频频多方向名家约稿，而且满腔热情地注重发现词学研究新人，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提携。他审慎地为每辑《词学》选定来稿，极为细致地审读修改全部稿件，编排目录，并亲自将目录译成英文。作为蜚声国际、年高德劭的一代文豪，他不避琐细地为每篇文稿订正疏漏，注明繁简体，标上字号，计算字数，选择图版，并颇为认真地阅改校样。他甚至在医院动大手术后的住院期间，还审改、编纂《词学》稿件，并抱病为作者重抄字迹不清的文稿。《词学》“词苑” 栏发表的词作均经他改润重抄。
施先生主编词学，以揭示中国词史发展之渊源、进程和探讨历代词论之衍变、深化，以及全面客观地评骘历代词人为宗旨。于词学最为繁荣的宋朝和“词学中兴” 的清朝之外，他也颇为重视唐五代词、金元明词，以及近现代词与当代词的研究、探讨。施先生还着意填补词学研究的空白，他以《词学》为平台，开创现代词学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他将自己数十年来节衣缩食苦心蒐集的“北山楼词籍珍藏” ，整理校辑后在《词学》“文献” 栏公之于世，使与词有关的各种珍本秘籍得以为广大词学研究者阅读，开创了现代词学文献学，也进一步充实了中国词学史的研究。
施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极为重视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他的学术视野远涉世界各国。他襟怀博大，以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将词学融入于比较文学研究之中。他在《编辑体例》中即设计了“转载” 等栏目，使《词学》能及时转载海外报刊上重要的词学论著。自创刊号起，《词学》每辑都有欧美与亚洲各国词学家的论文，以及词学活动信息，他更把《词学》第九辑编为“海外词学研究专辑” 。在他与《词学》推动下，共有五届国际词学研讨会在我国上海、澳门、台北，以及美国和新加坡召开，促使词学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与我国大陆和港、澳、台成为“显学” 。
施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主编的《现代》，被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为中国期刊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创意、最为成功的综合性刊物与现代派文学的标识，数十年来成为中国期刊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课题。他所主编的《词学》也早已成为广大词学研究者必读的学术专刊，被誉为“中国词学界的一面旗帜” 、“我国最具独特品位和风格的学术期刊” 。《词学》和《现代》必将成为辉耀于我国现代期刊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璧。
施先生的《词学名词释义》于一九八八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日本宋词研究会在其会刊《风絮》于二〇〇五年三月创刊号至二〇〇九年三月第五期，陆续译成日文并加上详尽注释后连载，并于二〇〇九年三月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日文注释版。《唐诗百话》继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后，又被美国耶鲁大学用作研究生汉学教材，并译成英文。施先生的诗学、词学思想与体系博大精深、气象万千。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文学研究上一贯融汇中外古今理论，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其实践深相契合，与时俱进，融入国际文坛的发展潮流。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说：“我有时候对我的学生们说：我们一大堆学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现代文学，恐怕还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位年轻人——施蛰存先生……” （《庆祝施蛰存先生百岁华诞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他尊重传统，也十分注重发扬传统，然而却不固守传统，故步自封，甚至抱残守缺。他在致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信中说：“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盛极一时，《文心雕龙》因此成为显学，我对此现象很不满意。我觉得，无论对古代文学或对现代的创作文学，都不宜再用旧的批评尺度，应当吸收西方文论，重新评价古代文学，用西方文论来衡量文学创作。但是，此间青年一代都没有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素养，有些人懂一点，却不会运用于批评实践……对外国学者，要求听听他们的研究方法，以各种文学批评理论来运用于词学研究的经验和实践。” （见《北山散文集》第四辑，下同。）
施先生曾精辟透彻地揭示“北宋人把词仍看作曲子词，故李清照讥苏东坡之词，不能付歌唱。到了南宋晚期只有一个姜白石还考究词的音乐性，其他诗人都只是按句法填词，比苏东坡更为句读不葺了。元明以后，词已不是曲子词，只能说是古代的白话诗了。” （《致周陶富》）施先生对诗词格律与音韵有精湛的研究，但他却向词律研究者周玉魁指出：“我以为词律不必钻研，没有意义了。一切文学起源于民间，原来无格律，到文人手里就会有格律。有了格律，民间就不受束缚，再创造更自由的体式。唐有律诗，而后民间有曲子词。宋词有了格律，民间就产生了南戏和北杂剧，这是明显的例子。不过词在宋人律还不严，万氏《词律》所斤斤较量的‘又一体’。其实是多一个衬字或减少一个字，宋人并不以为是二体。有些词中的‘衍文’，可能恰是衬字。我们不必去为宋词定谱式，所以我说不必研究词律。” 他还进一步揭示说：“我甚至以为，词字平仄也不必定死。宋人作词即付歌女，她如果觉得不便唱，她会变仄为平的。去上问题也是如此，她会以上声唱成去声的。只要听今天的歌曲，歌者所唱皆异于我们平时所读，可见斤斤于平仄，也没意思。所以我不主张今天再考订词律。” 施先生洪钟大吕般的谠论，对那些至今仍酸腐地固守以词之婉约派、格律派为正宗的词学研究者和写作者来说，无异是石破天惊般的棒喝！“笔墨当随时代” ，“唯陈言之务去” ，固守婉约千年不变只能促使词学的发展和词的创作走向衰落和灭亡。对于施先生“与时俱进” 的词学发展观，有“一代词宗” 之称的夏承焘教授是深为赞同的，他在施先生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召开的我国第一次词学讨论会上说：“建国三十多年来，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词学工作者通过辛勤的劳动，撰写了不少研究有成果的论文，创作了不少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反映词人生活、思想、情趣的词篇，这都是值得欣慰和庆贺的。解放以后，词随着时代的步伐向前发展，显示了它的新姿态。我在拙著《瞿冉论词绝句》中有一首题为《词坛新境》的小诗，曾表示了这个意见。诗云：‘兰畹花间百辈词，千年流派我然疑。吟坛拭目看新境，九域鸡声唱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