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当研究与政治相遇（第5/7页）

为何在跨国比较时，自我汇报的健康状况与实际健康状况并不相符？也许是因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对于社会地位的争夺更加激烈，声称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有助于维护强健的自我形象？也许是因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太愿意夸耀自己？我们并不知道确切的原因。这说明，在进行跨国比较时，使用客观的健康及社会问题指标是十分重要的。

因果路径

近来涌现了三项重要的新证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首先是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上的一篇对所谓“多层次研究”的评论文章。438多层次研究分两个阶段对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首先考察的是个人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其次考察的是不平等是否会对社会的整体状况产生额外影响。这篇评论文章使用了来自26项多层次研究的数据，涵盖了超过6000万人。该文章明确无误地表明，不平等会损害健康，这种影响与绝对意义上的贫富程度无关。其结论是，即使在对个人收入水平（包括贫困程度）或受教育程度加以控制之后，单单是减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不平等，每年就能够减少150万起死亡案例（几乎占15至60岁之间全部死亡案例的十分之一）。这一估计有可能过于保守，因为对个人收入水平能够加以控制往往意味着对个人社会地位同样加以了控制，这一点恰恰是不平等的重要体现，并且会对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第二项新证据是一篇发表在《社会科学与医学》（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上的文章。该文章为考察长时段内不平等及健康状况变化的研究作出了补充。在全世界范围内，预期寿命在继续增长，但在1970年至2000年间收入不平等恶化最为严重的美国各州预期寿命的增长幅度要小于其他各州。

第三项证据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上。这项研究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在多大程度受到了信任程度和政府对于医疗服务开支的影响。该研究确认了我们在第6章中得出的结论：信任程度的确是一大因素，对医疗服务的开支则不是。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得信任程度降低，进而对健康状况造成伤害。

友谊与健康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社会关系对于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福祉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证明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损害社会结构。现在，对几乎达150项研究进行的一项重大的全新评审确认了社会关系对于健康状况的重大影响。与社会关系较弱者相比，社会关系较强者在该研究跟踪期间去世的可能性要低二分之一。这份报告的作者发现，社会关系对于存活的影响力至少相当于吸烟，要比酗酒、锻炼或肥胖等因素更加重要。研究人员发现，当综合考虑婚姻状况、孤独感、社交网络大小和社交行为参与程度等多种因素时，社会关系对于健康状况的影响显得尤为强烈。

暴力

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曾指出的，有大量证据一以贯之地证明，在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关联。近来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二者之间的关联。2010年发表的一份对33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社会凝聚力（以信任程度来衡量）导致了收入不平等与凶杀案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用于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则没有这一作用。

加拿大麦克马撕特大学的马丁·戴利对美国各州的暴力行为是否（如有些人所认为的）应归因于“南方的文化”或种族因素——而非不平等所造成——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与这种观点恰恰相反，无论是对于南方各州还是北方各州而言，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都存在关联；无论凶手是白人还是黑人，在不平等程度更加严重的地方，暴力事件的发生频率都更高。

在写作本书时，我们并不了解其他关于不平等与儿童冲突之间关联的研究。不过，近来一项对37个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霸凌行为的发生频率也更高。在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较多的地方，霸凌行为发生的频率较低。但这一因素以及家庭财富状况的影响均不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重要。

平等与可持续性

平等、公正、可持续性与经济均衡等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全世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地球之友”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等环保组织正在发起关注人权和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等与不平等相关问题的运动。英国绿党也在2010年将经济平等列为了竞选宣言的核心内容。

不断有新的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的社会留下的碳足迹更轻，更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留下的生态足迹更重，制造的垃圾更多，消耗了更多的水资源，人均飞行里程也更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容易形成更加强烈的集体责任感，这一点对于采取政治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相比，更加平等社会中的商业领袖更有可能认同本国政府应合作参与国际环保协定的观点。如今，首屈一指的政策专家指出，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阻碍了各国就应对气候变化展开合作。

不平等、市场与民主

我们与其他研究者均列举了众多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还在迅速积累之中。这些证据清晰地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功能失调之间的重大关联。然而，出于政治动机的、毫无根据的批评可能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使得人们无法完全认识到这些证据的效力。例如，有人会表示气象学没有考虑到各大洋不同盐度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并不熟悉该学科的读者无法核实这种说法，因而有可能会认为盐度是一项未被考虑的重要因素。

媒体上的所谓“平衡讨论”常常会误导读者，即使在证据确凿的科学领域同样如此。例如，如果有98%的气候变化科学家都赞同某一问题，仅有2%的科学家持有异议，那么从两个阵营中各邀请一人参加新闻节目或是公共辩论，就会令人们误认为该问题仍存有争议。只有非常勤勉与热情的读者才会刨根究底地探讨相关问题。在我们看来，反对促进平等的人士不会留意我们对出于政治意图的批评作出的回应，而只是会认为该问题仍存有争议，因此大可对此视而不见。

在这样的形势下的最佳策略也许是直接反驳这些批评背后的动机。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奥雷斯克斯和康韦指出，同一群个人和机构之所以会对禁烟和气候变化这样迥异的问题均提出抨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出于捍卫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考虑。除了捍卫自由市场之外，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大政府”这一趋势，并且是在保护民主。对不平等会损害社会这一结论的抨击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