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第2/5页）

其次，基欧汉的学术成就还告诉我们，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时时关注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以开放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研究，而不应该使自己的观念囿于人为的学科边界之中，也不应该将自己研究的问题只限定在国家边界的框架之内。本质上，各门社会科学尽管名称不同，但是探讨的问题——诸如秩序、冲突、分配、公正等等——常常是相同的，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某门社会科学所能单独垄断的，更何况这些问题也不是某个人为设定的国家边界之内的问题，它们实际上是所有政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应该说，各门社会科学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某门学科中百思不解的问题，可能在其他学科中早已经是有答案的问题了。这就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以谦虚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博采各门学科之长。我们平常一直强调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方面，基欧汉的《霸权之后》一书提供了开放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如果没有及时捕捉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有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模式。基欧汉至今仍然认为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果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是他对世界政治研究的最大贡献。[10]

最后，一名成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注意并能够发现研究议题中不为人注意的隐秘的地方（research corner），这些地方最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并能促使许多学者产生浓厚的兴趣，利用大量的经验研究去检验和证伪这种研究范式。一个学者要是做到这一点，他的研究就能够占据学科发展的中心位置。[11]学科研究中这些隐秘的地方，就我个人的理解，类似于社会科学（包括国际关系）大厦中的“裂缝”问题，这些可能撼动既有理论大厦或者框架的“裂缝”，是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是迫切的问题而不是无关痛痒的问题，是实在的问题而不是臆想的根本不构成问题的问题。[12]这些“裂缝”问题的寻找及其解决，对我们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完善非常必要，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太多了，而是正在研究的真问题太少了。

解读《霸权之后》

在基欧汉的所有著述中，《霸权之后》是最重要的一本书。《霸权之后》一书共分为4个部分计11章，其理论论证的核心集中在“问题与概念”的第一部分和“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经验研究，考察了战后美国霸权在实践中的运作，第四部分是结论。各章内容在此不作赘述。在本书中，基欧汉提出的一个中心命题是：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显然，这既是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命题，也是关系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合作的一个政策课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具有理论挑战性的命题呢？众所周知，在正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流行的“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13]看来，国际体系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霸权稳定论假设，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公共物品。[14]我们知道，大凡公共物品，都具有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即我对这种物品一定量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物品同量的消费；同样，由于物品“公共”的特性，我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排除其他人同时对这种物品进行消费。换句话说，公共物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那些没有承担供应公共物品责任的个体可以“免费搭车”（free-rider），自动享受别人提供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好处；退一步讲，当各个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类似公共物品的利益需求时，这些个体可能不会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这就是奥尔森揭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5]。公共物品这种独有的特性，决定其经常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它所具有的外部性效果会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市场出现“失灵”的恶果（market failure）。一般来说，为了克服这种困境，强制性的中央权威是重要的途径之一，[16]这就是在国内社会中为什么需要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理由之一。推及到国际关系中，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虽然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如安全、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存在霸权国家而这个霸权国家却处于衰落之中，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霸权战争的后果。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明确地对这种正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17]为了解释霸权后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基欧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John G. Ruggie）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这个概念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但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前，对于国际机制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描述的阶段。只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后，由于基欧汉引入大量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这个概念才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意义。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所谓国际机制，按照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给出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8]。基欧汉承认，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共同利益，这种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理性的总和与集体理性的悖论问题。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推演，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由霸权国家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共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是一条有效的途径。那么，霸权国家借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欧汉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积极参与战后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看出来。所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各种国际机制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下国际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19]由此可以看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与其说是霸权国家，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