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第2/5页）

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中，上述这些看法虽然在知识的起源和关于人类社会更加广泛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对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本书关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都作了相似的预言。制度主义者期望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外溢”到其他领域（Haas, 1958）；现实主义者则希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双方对事件的解释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都毫不感到奇怪。

制度主义者也许能够解释在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式的国际协议安排，这些协议安排是由于相互依赖的事实而导致对政策协调需求的产物。这些安排（我们把它们称为国际机制）包括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现实主义者可能回答说，这些机制是在美国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力量对这些机制的建立和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战后早期的机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霸权基础上的。因此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能从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找到支持他们理论的论据。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而经济相互依赖在70年代后期持续稳定地增长着，美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深入的卷入也在加速进行。因此，从这一点讲，制度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预言出现了差别。从严格的制度主义者的立场讲，由于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对政策协调的持续需求，本应该可以导致更多的合作；相反，从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权力的分散本应该削弱任何试图创造秩序的国家的能力。

表面上，现实主义者似乎作出了更好的预言，因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努力程度和效率显示出许多衰落的迹象。随着美国霸权的式微，国际机制也相应地出现衰弱。这些战后建立起来的机制的衰弱，当然驳斥了制度主义者把相互依赖视为一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和合作的一个创造者的天真看法。但是这个事实也不能够证明现实主义者把权力强调为秩序创造者的观点是有效的。在霸权机制衰落以后，或者说在经历一段纷争的转换时期以后，更多的对称性合作模式的演进也许是可能的。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存在的合作努力，说明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敲响合作死亡的钟声。

因此，国际合作和纷争问题存在很多的困惑。在什么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各个独立国家会进行合作呢？特别重要的是，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合作会出现吗？如果会的话，是怎样出现的呢？本书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从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作用和霸权的影响这两种看法开始，但是我的中心论述更多的是强调制度主义的传统，认为在有些条件下，合作在互补利益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广义的定义）影响着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

对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来说，霸权的领导者在20世纪是不大可能复活的。历史上的各个霸权国家都是在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在和平时期，更弱小的国家倾向于依赖霸主获得收益而不是相反（Gilpin, 1981）。很难相信，世界文明，更不用说复合状态的国际经济了，能够在核时代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幸运的霸权国家能够从这一场灾难中显露出来。因此，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

合作和价值观

合作是很难表述的，其各种各样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研究主题。用严格的科学要求来对其进行研究是特别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在关于合作的困惑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认识基础上，把合作选定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研究主题。当然，尽管缺少丰富而又多样的数据来支持和检验我的假设，尽管相关的理论相对来说很少，但我还是因为这个问题在规范上的重要意义而决定对它进行研究。

这个选择对我本人以及读者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研究价值观必然影响我的论述，然而我还是尽量保持充分的实证的态度，试图将我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看法区别开来。除了本章和第十一章以外，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在理论、历史和解释性的分析上，而不是在应用伦理学的运用上。虽然，我并不持有这样的天真看法，认为知识必然增加友好和睦或者福利，但是，我试图增加我们对合作的理解，并且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相信理解的增加有助于增强政治上的和睦和经济上的福利。我试图提供一种关于合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由那些并不同意我这种规范观点的人来进行分析，而如果我的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检验的话，我也许根本就不会决定写这本书的。然而既然我确信不能将我的分析完全和我的价值观念区分开来，对我来讲，似乎有必要简单地将我关于国际合作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是我们所应奋力追求的“好”的东西的思想陈述一下。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手段。为了寻求合作的道德价值，就需要问：我们所要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并不赞成富裕和强大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为了剥削贫穷和弱小的国家。即使通过合作获得的目标在原则上被证明是急需的，但是任何试图达到这些目标的努力原本都可能导致不合人意的结果。也就是说，合作的后果可能与那些决策上不完全是代议制的国家的初衷相反，或者与整个世界的福利也是相悖的。当传统的国际经济智慧被误导时，合作可能比什么都不做更加糟糕。所以，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毁掉了伦敦经济会议后，正统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在他的想法中（Feis, 1966）；同样，在国际上奉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卡特政府，在其失败以后又倾向信奉市场的理性预期经济理论（Saxonhouse, 1982）。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有些合作对获得最优水平的福利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的，因为有时更多的合作并不必然就比更少的合作要好。

尽管相信在任何国家集团中间，为了任何目标而持续增加的合作必将培育世界政治中人的价值的观点未免有些天真，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各国政府之间更多的、有效的政策协调常常是有意义的。国际上有名的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就主张实行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Whitman, 1979），即使那些反对这种建议的国际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的运行取决于事先建立的产权（North and Thomas, 1973; Field, 1981; Conybeare, 1980; North, 1981）。人们可能在需要什么形式的国际合作以及这种合作应该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上存在争议，但是我们都认为，一个没有任何合作的世界将的确是非常沉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