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第5/5页）

最后一章对前面的论述作了总体上的回顾，并评估了合作的道德价值及其对政策的含义。我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其结论是，尽管在原则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当代国际机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的。这一点从强调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这样的标准基础上，是很容易被证明为正当的，尽管如果我们使用普世主义（cosmopolitan）与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标准，评判会更加困难。本书的政策意义，很大程度上直接源自我对国际机制在供给和分配信息问题上的重视，也就是说，信息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从信息的可获得性中得益。因此，如果别人也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在不确定的未来情况下，对自己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就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互惠行动的影响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就在政策和行动上“保持更多的选择”（keeping one's options open）的价值作重新思考；在政策和行动上一味贪求诡秘与变化多端，其结果可能是有违初衷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如尤利西斯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在有些情况下将某人束缚在桅杆上可能更好。

(1)“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是托马斯·查利（Thomas Carlyle）创造的名称，特指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译者注

(2)移情（empathy）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具有“心灵相通”、“会意”、“移情”、“感情移入”等含义，这个词在后文出现较多。我们在本书中将其一律译为“移情”，尽管这种译法可能使读者感到非常生疏。——译者注

注　释

[1]在最初的书稿中，我把他们称为“功能主义者”而不是“制度主义者”，因为我所提到的这些学者，经常多多少少把自己划归到“功能主义”之中。不过，在一位读者的建议下，我对这个词语作了改变，以避免“功能主义”和第六章论述的“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之间产生的混乱。应该强调的是，就如在本书正文中所指出的，我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作了一种程式化的对照，特别鲜明地强调本书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而不是用简单的因为一种立场或者态度的不同，来划定某个作者的派别。例如，虽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把国际关系描述为一种战争状态，但是他对世界政治高度细致入微的观点，一般并不被人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样，在制度主义的学者中间，也有根本的区别，例如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就比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更加看重国家权力的作用，并对国际制度的成长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2]本书并不系统探讨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问题，罗伯特·吉尔平（Gilpin, 1975, 1981）曾以独到的但也引起争议的方式研究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