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第2/6页）

与那种粗糙的“基础性力量模型”不一样，一种经过提炼的改良的霸权稳定论，不会断定权力和领导权之间存在自动的联系。在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霸权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Keohane and Nye, 1977, p.44）。这种解释框架仍然强调权力的意义，但是它比粗糙的权力理论更加重视强国的国内特征。它并不假设国家实力会自动产生激励性的因素，将力量投射到海外。因此，在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国内态度、政治结构以及决策过程等因素是并重的。

这种既强调国家决策也强调国家权力能力的论述，属于马奇所说的那种“力量激活模型”（force activation models）范畴。决心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承担领导的作用，对“激活”设想的权力能力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力量激活模型”本质上是一种后此推理（posthoc），即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通过考虑为什么一个行为者不去利用所有可获得的潜在权力的原因之后，总是能够挽救这种理论所作出的判断。事实上，该修正结果是认为拥有优势资源的国家将会成为霸权国家，除非这个国家不愿意承诺去为世界政治经济承担必要的领导任务，但遗憾的是，它仍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愿去承担领导的责任。作为一种因果理论，这种理论的用处不大，因为除非我们对其国内政治了解非常透彻，既有的权力布局是否会导致潜在的霸权国家去维持一系列规则仍然是不可确定的。[3]

只有更粗糙的理论才作出预测。因此，我所说霸权稳定论，指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基础性力量模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的最主要内容——霸权既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也是合作的充分条件——在本世纪的历史经验中并不能得到有力支持。如果从更长的大约150年的时间来考虑，这个命题也是很模糊的。[4]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霸权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美国主导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维持着相对的合作状态。但是正是在美国主导的时期，出现了已有规则的瓦解和持续增加的纷争趋势；而对英国霸权经验的仔细考察，也会使我们怀疑英国霸权在19世纪促进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比工业化革命以来的其他国家更能满足霸权的物质先决条件。1880年，英国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它既在其帝国统治范围内，也通过在其帝国范围外的投资，控制广泛的原料来源；它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人均资本收益，拥有两倍于其主要竞争者法国的世界贸易和投资份额，只是在累积经济的规模上它落后于美国（Krasner, 1976, p.333）；英国占有的世界贸易份额尽管在1880年后的60年中逐步衰落，但是在1938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此外，在19世纪，英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其后急剧下降。正如表3.1所告诉我们的，尽管直到1970年左右，美国一直维持着比75年前英国霸权时期还要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19世纪晚期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致来说是旗鼓相当的。

表3.1　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的物质资源：世界贸易份额和相对劳动生产率

*和世界经济中其他成员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比较。

数据来源：Lake, 1983，第525页的表1和第541页的表3。

然而，英国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它并不能一直执行它所希望的规则。英国当然希望维持公海自由原则，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不能诱使欧洲大陆强国去保持自由贸易的政策。最近关于这个主题的一项研究认为，英国作出了努力，去制定和执行规则，但是既不全面，也不是很成功，这个结论与霸权稳定论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结论是大不一样的（Mckeown, 1983a：特别见第83页）。[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世界政治经济制定和执行规则所做的努力，要比英国在过去所做的更加有效。1945年后，美国并不是仅仅复制了早期英国的经验，相反，19世纪英国霸权和二战后美国霸权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与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上，英国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在1945年以后拥有绝对的优势。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依赖上，也从来没有英国过去那样高。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伙伴也是它的军事盟国，美国霸权可以施加影响是因为美国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很难推及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而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它的主要军事和政治对手。另外，英国维持自由贸易机制相对无效的一个原因，是它从来没有广泛地使用贸易互惠原则（Mckeown, 1983a）。因此，英国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候，放弃了对那些倾向于保持自我克制行为国家的潜在影响能力。在面临对它们的出口产品关闭的英国市场和相互降低关税的选择时，这些国家的政策本来就是很容易改变的。最后，英国拥有一个可以退却的庞大帝国，向那些殖民地出售不很先进的产品，而不是与它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De Cecco, 1975; Hobsbawm, 1968; Kindleberger, 1978b; Lewis, 1978）。综上所述，美国的霸权很难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本质上，在一个霸权国家所使用手段的范围和功效上，以及它们获得的成功程度上，美国的霸权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只由一个例子，或者至多不超过两个例子支持的霸权稳定论，使人们怀疑其普遍有效性。即使这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也不愿意坚持这个理论所主张的观点。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金德尔伯格似乎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有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共同承担提供领导权的责任，以加强合法性，共同承受负担，以使领导权不致被别人怀疑为控制和剥削”（Kindleberger, 1981, p.252）。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推广了一种具有高度决定论的霸权循环的概念：“一次霸权战争的结果是下一次增长、扩张、衰落循环过程的开始。”（Gilpin, 1981, p.210）然而，吉尔平并不认为他的观点是决定论性质的，他断言：“国家可以在它们理解的利益概念上，学会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明，使它们的行为变得更具有合作性。”（Gilpin, 1981, p.227）尽管霸权衰落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失衡可以通过不诉诸霸权战争的手段得到解决”（Gilpin, 1981, 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