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限理性与自我利益的再界定（第4/8页）
然而，即便是现实主义学者有时也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国际行为都能以利己主义加以解释。例如，汉斯·摩根索曾宣称外交政策的终极目的可能源自法律与道德原则。其论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认为理想主义观念对决定目标无足轻重，而是认为权力是外交的必要手段，所谓“即时的目标就是权力”，因此，在外交政策分析中可以将理想因素忽略不计（1948/1966, p.25; pp.84—85）。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这种论调的缺陷在于，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对“权力的追求”也形式各异，其特点部分取决于行为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Wolfers, 1962, pp.81—102），同时也取决于施加影响时的具体情境（Baldwin, 1979）。在论及外交目标时，沃尔弗斯认为国家有时会遵循自我克制的政策，即“视国际团结、法治、诚实或和平高于国家安全和自我保存这样的目标”（Wolfers, 1962, p.93）。他认为尽管国家奉行这一政策的情况会很少，但并非绝无可能（Wolfers, 1962, p.94）。
在一个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道德的影响力丝毫没有减退的时代，以自我克制目标为先、国家的自我保存为次的情况可能寥寥无几。但是并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参与决策的具有影响力的集团会珍视像和平这样的人类共同事业的价值，并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改变其外交政策。这可能会导致对国家利益更为适当的解释，对他国福祉的更多关注，为和平事业作出更大妥协，或对权力和暴力的使用施加更多的限制。如果国际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理想得以成功实现，国家最终将从中获益还是受损，将取决于具体的环境。但无论何种情况，追求有克制的目标必将成为现实的选择。
沃尔弗斯尤为关注军事和安全问题，因为在这一领域，自我克制的代价可能是丧失国家的独立。在一个国家的独立仍面临严重威胁的时代，奉行自我克制政策的国家寥若晨星，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尽管奉行自我克制政策一旦失败，代价异常高昂，但在风险较低的领域，如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自我克制政策仍偶有出现。不管怎样，沃尔弗斯的论述至少使我们认识到利己主义模式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借用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已经说明了“权力的分裂必然导致纷争”这一逻辑推论的不足之处。这一目的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将此暂置一旁。
然而，对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作出严格的区分，以此来放宽利己主义的假设，则可能使这一问题困惑难解。利己主义既可以表现为深谋远虑，又可以表现为鼠目寸光。而对利他主义则很难清晰界定，因为表面看来是利他的行为总能被解释为具有利己的目的。人们也许会认为，利他主义者倾向于牺牲自我，而不愿违犯原则或看到他人受难。因此，要确认某一给定行为是属于利他的还是深谋远虑的利己行为，常常是不可能的。这一问题很具有启发性，它反映出了自我利益这一概念的弹性。与其争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分，我们还不如去探询民众和组织是如何定义“自我利益”的，他们所关注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什么？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者怎样看待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利益的相互依赖达到何种程度？对别国福祉的相互依赖又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设想以下四种不同的情况。
1．行为者对他国的福祉无动于衷。这是一个纯粹霍布斯式的世界，各行为主体之间彼此毫不相关。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次囚徒困境博弈并非世界政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现实世界中很少有的一种现象。要知道，国家间的联系始终在不断的发展之中。
2．行为者只在别国行为会影响自身的情况下才关注他国福祉。我们把这种情况下的利益称为工具性相互依赖（instrumentally interdependent）下的利益。囚徒困境中的利己主义者之间就具有这种利益：每人都考虑自身行动对他人的影响，但并不是出于对他人利益本身的关怀，而是因为担心自身的背叛行为会招致报复。
3．行为者不仅出于工具性原因而关心他国福祉，而且因为不论别国如何行动，其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的福祉，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各行为主体间的利益属于情势性相互依赖关系（situationally interdependent）。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情势性相互依赖加深了。如果欧洲、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势必减少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从而对美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即便不考虑经济崩溃可能导致的政治恶果，巴西的繁荣对美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旦巴西经济破产，势必无力偿付美国银行的债务。当今世界，紧密交织的贸易与金融网络反映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增强，它可以将福利效果，不论是好是坏，直接由一个社会传送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具有利己主义倾向的行为者采取何种行动，它们彼此之间的利益都构成了情势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4．最后一种情况为：行为者纯粹为他国的利益而关注其福祉，即使这样做对本国物质利益和安全毫无裨益。例如，富裕国家的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为灾民提供的救济，或是大量的外国援助。诚然，许多政府救济是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的考虑，但若以之解释许多小国如荷兰、瑞典的援助行为则很难服众，而对于解释像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或美国援外合作署（CARE）这样的志愿机构则更为牵强。我们把上述这种情况称为移情性相互依赖（empathetic interdependent）。[9]
本书第五章对深谋远虑的自我利益与短视的自我利益所进行的区分，实际上是以工具性或情势性相互依赖为预设前提的。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被利己主义者视为与其行为具有潜在联系的问题的数量与范围，决定了其所具有的远见程度。目光短浅者只注重即时问题，深谋远虑者则还要考虑这样做会对其他利益有何影响。但是，二者在计算时所考虑的都只是自身的福祉。[10]移情问题的提出，则使我们超越了这一区分，去探寻更深层的价值问题。
在世界政治中讨论移情问题似有脱离现实之嫌。时至今日，在一个实现了高速流动、即时通讯、多种跨国关系广泛发展的世界里（Keohane and Nye, 1972），国际团结与民族国家的和谐一致仍不明朗。不过，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现象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泰勒指出，在欧洲，对共同体的感情有时会超越功利主义的考虑，“那种希望从合作中获得特定利益的想法，与基于同某个或某些特定伙伴合作的意愿相比，前者有时会退居于次要位置”（Taylor, 1980, p.373）。此外，在一次欧洲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欧洲内部关系问题时，相当多的人的政策倾向与狭隘的自我利益观是相悖的。例如，1977年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欧共体9个成员国中均有7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如果其他成员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伙伴国应理所当然地提供帮助；多数人甚至认为本国选出的欧洲议员应以欧洲利益为重，国家利益其次（Inglehart and Rubier, 1978, pp.78, 82—84）。这种情况是工具性、情势性、移情性相互依赖关系的混合反映。与此相应的是，近年来有人在著作中开始质疑世界政治中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问题（Beitz, 1979a, 1979b）。他们认为，可以以一种有限的方式对国家利益加以移情性的解释。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利益也决不会归于消弭，而是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福祉的实现，从而导致对自我利益的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