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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小工用一篮新鲜的面包卷把我从这团精神泥淖中拯救出来。服务生很有眼色，面包卷是温热的，菜单包罗万象，胸部是世界级的。仁波切喝了柠檬矿泉水。我先要了一份沙拉，然后是波特红酒浸鸭浇意式炖饭，以及一杯黑皮诺。我又看了一眼女招待的胸部，带着几分童年的固执——没有人会否定我这一点小小的、无害的审美享受——然后让自己停住。我想吉妮了。

沙拉和一种稍甜的招牌意大利油醋汁一起上来，配以温热的面包卷，无与伦比。皮诺足够酸，有馥郁的李子味。鸭子做得堪称完美，如果浸在稍显浓稠的波特红酒汁里吃的话。但下面的意式炖饭用苦艾酒入过味，与这道菜肴搭配得刚刚好。在一个不吃东西的人面前大吃特吃的感觉很局促，我试过了，再次道歉也好，让他每样东西都尝一点也好，来让自己摆脱那种愧疚感，它像潮湿的夏日午后贴在我身上的湿衬衫一样。

“你是一个好人。”仁波切说，就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聊那个。

“拜托，别再发表什么好人的言论了。在我听起来很假，说实在话。听起来像奉承。”

“啊，”他说，“你不相信你是个好人。”

“我当然相信。我不害人。我是个好父亲，我知道。一个好丈夫。一个正派的公民。我们有自己的慈善工作在做，吉妮和我。我们为各种事业慷慨解囊。”

“但是有点什么，”他说，挥舞着两只手，就好像在弹一个想象中倒置的键盘，手指流动，琴键并不挨着彼此，钢琴本身也不是平的。“缺了。”

“不，未必。没有。”

“也许是害怕什么东西。”

“不见得。我不喜欢坐飞机。要我说的话。”

“怕死，”他说，“怕失去一切。”

“我不崇拜死亡。我不去想它。生活是活人的。伴随死亡而来的是什么，呃，我们无法控制。”他点头和微笑的方式深深地激怒了我。“别聊了，”我说，“我们换个话题。”我又舀起一匙炖饭，喝了一口酒，准备进攻。“你就从来没有冲动要小孩？”

“当然，”他说，“我也很难过，我还没有孩子。我非常喜爱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要？发誓禁欲吗？”

“金鱼？”

“禁欲。没有性。”

“性，性。”他说，声音太大。附近的桌子坐了人，他们都听到了。我们似乎没法在餐厅里不引人侧目地吃一顿饭。“仁波切喜欢性！”

“真的？”

“当然。非常喜欢女人！”

“但她们会玷污杯子的，对吧？”

他发笑了，就好像我在开玩笑，他翘起下巴对着天花板，显出粗脖子上的肌肉。“不，不。女人不会玷污杯子的，奥托！仁波切会有精神上的妻子。”

“精神上的妻子？你的意思是，没有性。”

他再次大笑。“一点点性。不会太多。仁波切做什么都不会太多。食物，性，睡觉，公务，演讲，幸福，悲伤……不会太多。”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只要一点点的性？要是它本身没错的话，为什么不要很多的性？”

“你自己有感觉，什么时候做了对的事，什么时候做了错的事，是吧？”

“是，当然。”

“我刚好平衡时，自己有感觉。”

“太多的性会让你失去平衡？”

“太多的什么都不行。太多冥想，太多演讲。”

听到这个，我陷入沉默。我考虑过再点一杯红酒，我想点的——我可没有平衡的问题——但是，想到还要开车，我克制住了。我还是品尝了一块提拉米苏，和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其中一个侍应善意地给我们建议，说有个小镇可以逗留，沿着这条路往北开大概一个小时，还有一家不错的旅馆，他觉得会适合我们。我请他代我向大厨转达赞美之词，赞美我刚吃的这顿饭，还提到我编辑美食图书，服务生把这些告诉了大厨和名叫理乍得·阿尔贝里尼的老板。理乍得出来短暂寒暄了一下，握着仁波切的手，就好像他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周二夜晚的顾客形象。

阿尔贝里尼说，没多久以前，扬斯敦还是繁荣的地方，有稳固的中产阶级和美好的文化生活。但之后，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城市开始走漫长的下坡路，到现在都没缓过来。他店里的生意也衰退了，他说，但他们还好能从俄亥俄州那一片的其他地方吸引顾客。和他交谈时，我想着那些迁走工作的人，不管那些人其实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没有回过这座城市，甚至只是开车穿过它。我还好奇，他们回来时，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要如何对自己解释，才能自我感觉是个好人。利润养育了我们所过的生活，我知道，也看到它的必要性。但那些人把利润奉为上帝，而且在我看来，根据他们宗教的规则，如果关掉工厂、把工作转移到海外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在道义上就是对的。为了免于罪恶感，我猜，他们为自己做过什么、没做什么设计了各种思维方式，各种聪明的合理说辞。我突然想到，在一个不同的竞技场里，我可能也会惯于做出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