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知毁灭纪事（第6/7页）

故事的另一面是，面对灾难的作者在“书写这件事之于被描摹、叙述出来的巨大现实是如此无能为力”之际，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简而言之，小说家如何免于成为一个“花言巧语的秘书”？放下笔，加入劳动，以血肉之躯贡献于革命或抗争的实践？这是一条和书写彻底决裂的路，非本文所能讨论。然而，在尚未踏上这一“征程”之前，小说家尚须面对一个基本的问题：书写者也“无所遁形于天地之间”地被决定论所宰制着，倘若他不能放弃书写，又何异于他所描摹、叙述的那些“被决定了未来，被预知了毁灭”的角色呢？如果只能写作，无能无为于现实之灾难的处境，因此，又为小说家带来了强烈的道德焦虑。

我们且在这样的道德焦虑前伫立思索：小说家能否转换决定论所预铸的灾难——起码转换面对现实的态度和观念？左拉《小酒店》里的一个角色——殡仪馆工人（他的职业可以让我们想起在解剖课堂上的伦勃朗，一个对真实死亡无能为力、只能从旁记录的“秘书”）巴苏歇说：“一个人做工的时候，轮子上不能不上点儿油（按：指酒）。”在这里，《小酒店》里的酒成为关键性的隐喻，它仿佛是纾解现实灾难的灵丹妙药：麻醉剂——无疗效一如文学作品。但是，另一个工人古波为这种麻醉剂提供了脱逸于决定论的存在性：

工人没有酒便不能生活。挪亚爸爸在开天辟地的时候种葡萄，本来就是为了锌工、裁缝和铁匠的呀。葡萄酒可以洗肠胃，可以使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再说：你喝足了酒开心的时候，虽然国王不是你一家人，但巴黎就像属于了你一样。工人虽然没有钱，被资产阶级藐视，但也有他自己的许多乐趣。人们纵然责备他时常求得一醉，而他唯一的目的只是要使生活愉快。

作为文学作品的隐喻，酒除了“使生活愉快”之外，后面还有一套目的论（Teleology）的强大逻辑：它整个扭转了决定论里宰制与被宰制的地位。

早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体系里，目的论已经是之前许多原始民族单纯信仰的成熟论证。亚氏认为，一件事物的本质就是其所要实现的目的（就像原始人将自然界的种种现象解释成它最终成就于人类生活之所需一般）。这套论证正好是决定论的对立面，它也“穿越时间”，“改变了对存有的解释”。目的论认为，事物最终所完成的目的和结果反过头来决定了它最初的本质。应用在生活上，夸大的目的论常常透显出一种荒谬的情调（如伏尔泰〔Voltaire/Francois Arouet, 1694—1778〕的嘲谑语：人的鼻子就是为了戴眼镜而生的）；就如同《小酒店》里的工人古波所持之说：挪亚种葡萄就是为了使19世纪末巴黎贫民窟的锌工、裁缝和铁匠能喝酒。以哲学用语来说，将“目的因”拿来取代“动力因”，决定者与被决定者便扭转易位。

小说家的道德焦虑——那个书写者被决定论宰制、书写对现实灾难之无能为力的处境——虽未真正改变，但是，充满灾难的现实（有如挪亚种的葡萄一样）不得不在时间的牵引下奔赴其目的因，进入作品（或者肠胃），“让生活愉快”一些。

无所不用其政治

对公共事务有更多参与机会（理解及涉入政治）的近代人自19世纪末以来便仿佛日渐其深，也日渐其久地“受浸”于书写公共事务的仪式（阅读及制造媒体），文学——尤其是小说这个大量负载叙事任务的体制，也更常被解释成期待成要求成这仪式的一部分。

也许连左拉亦难以想像和估计，他的文学意见同时缩减了也膨胀了他的信徒在真实这个语词上的宽容度，以及在政治这个语调上的解释力。追随左拉想法的人面对真实这一语词的时候，着魔似的以科学实验的准确性为测量标准，而放逐了其他研究方法所能探触的真理；另一方面，人类亘古以来的巨大灾难（包括个人之难以豁免地走向死亡毁灭），也都可以透过政治人物、阶级、事件和制度所呈现的不公不义来得到答案——《小酒店》中的热尔维斯不是先因资产阶级此一“他者”之压榨而过着艰苦悲惨的生活，又因社会环境此一“他迫”之诱惑而终至堕落毁灭的吗？

即以小说发展来看，左拉的影响更不止及身而已。在《实验小说》（Le Roman Experimental, 1880）出版前，“左拉主义”已造成对某一文类的重大颠覆。笔者曾在《时间凝结的孤岛——乌托邦小说与小说中的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地异国的玄想寄托到了19世纪末期变成索然的悬望。没有谁会再相信：这个地球上还实存着一方未经发现的乐土和净土。从而乌托邦不再是遥远异俗的某种，而被移置到了未来。”此文所未及言明的部分是：左拉的意见在乌托邦小说这个类型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山缪·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的《乌尔乡》（Erehwon, 1872）、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的《乌有乡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 1891）、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的《时间机器》（Time Machine, 1895）、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ster, 1879—1970）的《机器停止》（The Machine Stops, 1909），到扎米亚京（E.I. Zamyatin, 1884—1937）的《我们》（We）、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以至于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63）的《一九八四》（1984, 1949）——这一长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作品将16世纪初，由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一手打造起来的“世外桃源”《乌托邦》（Utopia, 1516）逐渐摧毁，使之成为反乌托邦（distopia）的论述场域。这些作家在那个古老类型里注入的三个元素正是：科学（或科技）控制、政治控制以及灾难。

虽然这些作家越来越不能忍受曾经被左拉揄扬为新世纪拯救希望的科学，但是，正如扎米亚京在《我们》的《手记二十八》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越过墙壁出去过。”——这个墙壁就是政治。在新世纪（我们所寄身的这一迫近千禧年〔millennium〕的20世纪），受过基本文学训练的大学生都可以振振有词地指着一本毫无政治寓意的作品说：“这里面有政治。”或者：“没有政治也是一种政治。”这当然不能全然归因于左拉主义或相对来说只是一小群的自然主义作家、反乌托邦小说作家或者在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积极垦殖批判理论的批评家、政论家、政治受难者和革命人士。然而远从笛卡儿所揭橥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近自左拉所推陈出新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在文学这个场域上剔除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只要我们回忆起拉伯雷或塞万提斯时代人们还能欣赏甚至相信的文学旨趣，便得知他们的敌人不只是当时的教廷，还有我们这个时代对“模棱两可”的疑虑，对“不真实”的憎恶，对“非关政治”的否决。荷兰裔的史学家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 1882—1944）在《宽容》一书的第十四章中谐称：“伊拉斯摩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肃然起敬的书中，供全家阅读，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及拉伯雷却是有失大雅。的确，这家伙挺危险；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邪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