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录（第5/6页）

武侠小说的结构

从说话人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到经学家俞曲园的《七侠五义》，旁及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佚名作者的《七剑十三侠》，乃至众多仿说话人底本所写成的章回说部之公案、侠义糅合体诸作，都没有触及《江湖奇侠传》所从事的一项发明；这项发明又非待“为侠立传”的这个自觉出现而不能成立。那就是：不肖生为侠建立了一个系谱。

在《江湖奇侠传》问世之前，身怀绝技的侠客之所以离奇非徒恃其绝技而已，还有的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可供察考探溯的身世、来历，也就是辨识坐标。侠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绝顶的离奇遭遇、一个无从解释的巧合。听说书人演述故事的读者不会追问：展昭的父祖师尊是谁？黄三泰、黄天霸父子的武艺又是出自哪个门派？早期恐怕只有《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何玉凤有个师父邓九公，因为何是女人——以一介女子而能身怀绝技是很难令那个时代的一般读者接受的，是以非给她安插一位男性师父以绝疑杜口不可。此外，也只在《七剑十三侠》中，我们发现了非常简单的、尚未形成网络的甚至往往是分散的一对一的师承关系。如：主人翁徐鸣皋有个师父叫海鸥子，海鸥子又有六个道友，“皆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处，大家痛饮一回，再约后期”。

可是到了不肖生那里，扛起了“此书取材，大率湘湖事实”的“立传”的招牌，作者不得不为数以百计的众多角色之出现、遇合、交往等种种关系找到一个“合传”的架构。他不能只再大量依靠不相识的两人巧遇酒楼、互慕对方“叠暴者英雄精神”、“器宇轩昂”，遂结成异性兄弟的手段。再者，为一个充斥着魍魉鬼蜮的芸芸众生世界（一个结构原本松散的世界）添加一份写实（大率事实）的要求，则非但巧合不足为功，恐怕连那个假“前”为因、假“后”为果、令叙述结构弥补事件结构的书场惯技都未必足以应付，于是不肖生非另辟蹊径不可。

这一条蹊径是侠客的身世、来历，侠客的辨认坐标：一个系谱。侠不再是凭空从天而下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e）装置（这个装置要保留到重大磨难临身之际让侠客绝处逢生之用）；侠必须像常人一样有他的血缘、亲族、师承、交友或其他社会关系上的位置。此一系谱涵摄了几个重要因素：其一，侠的伦理构成，这个部分又包括侠对（通常是）父系自动承继的种种能力、特质、恩情和仇恨的负债以及使命等等。其二，侠的教养构成，这个部分又包括侠从师门（或意外的教育和启蒙者）被动承继的特殊训练、义务、身份和尊严的认定以及社会关系和使命等等。以上两个承继关系让身为主人翁的侠比其他次要角色多了一个加速装置，此一加速装置使主人翁的行为能力（武术、内功和知识）得以在其壮年时代（甚至青少年时代）即已充盈饱满、超越同侪乃至前辈。其三，侠的允诺构成。这个部分既容有来自父系和师门的道德教训和正义规范，也包括了侠个人在其冒险经历中所涉入与担负的情感盟约、所发现和追求的理想抱负；而这个构成也往往和前两个构成发生不可预期的冲突，凸显了个人与体制的决裂可能。这是由于允诺是有种种优先性考虑的——如：较早提出的允诺应比较晚提出的允诺具优先性，关乎大群体利害的允诺应比关乎私人利害的允诺具优先性，情感道义的允诺应比权益的允诺具优先性等等；但是，质诸侠所面对的现实，这些优先性又常常彼此扞格。于是，侠的允诺构成反而时时对他的伦理构成和教养构成提出挑战、干扰和骚动。

这三个构成固然个别地也点缀性地出现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传统之中，起码《小五义》和《续小五义》的主角们其实与《三侠五义》或《七侠五义》有着可以系联的伦理构成；早在《西游记》里，吴承恩也教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须菩提祖师那里迅速完成了它超凡入圣的法术教养；甚至在《水浒传》中，从“聚义厅”到“忠义堂”之转变即已埋伏下一百单八将在誓义和效忠间的允诺冲突原型。但是，直要到一个奠基于“合传” 自觉与要求的不肖生手上，这三个构成才绵密地打造了众多侠客的系谱；这系谱也果真让“传主”看起来像活过的人：学经历完整，情事理俱足。

系谱的松散

厚达两千页的《江湖奇侠传》所打造的百数十个侠的系谱原本只是“昆仑”和“崆峒”两个（练气的剑派/练形的剑派）之间的勾斗，根源于昆仑派的祖师金罗汉吕宣良在一次被迫之下的比武过程中以肩上的大鹰啄瞎崆峒派董禄堂的左眼取胜。日后两派徒子徒孙又因种种巧合互涉恩仇。看似较属“名门正派”的昆仑派自有行止不检的后辈（如贯大元）；看似站在对立面的崆峒派亦有尚义任侠的传人（如常德庆）。众多人物亦如《儒林外史》般各于自己的“本传”中独当一面，管领风骚，并穿插藏闪于其他侠客的“本传”以维系整个合传的系谱，形成彼此巩固、支持的结构性力量。正是这个力量带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一目的性的疑问：昆仑派与崆峒派是否终将如全书第四回利用平江、浏阳两地乡民争赵家坪水陆码头的年度大决战所隐喻的那样：拼得一个你死我活的胜负？争出一个魔消道长的是非？来一个圆满的解决？

这个追求解决的目的性疑问其实原来是不肖生打造的系谱必然会牵引出来的，因为侠客各自的身世和来历一经细节化的勾勒而纳入系谱之后，他的结果就一如他的出身那样不能不被纳入系谱的辨识坐标去解决。这也就是说：系谱中的侠的结局非在系谱中完成不可；甲侠和乙侠、丙侠、丁侠既然分享一个纠结着复杂关系的出身和来历，就不能只有纯属甲侠个人的结局，他个人离开故事的解决至少要和乙、丙、丁诸侠有关。

可是不肖生不此之图，非但未曾让昆仑、崆峒两派的大解决在赵家坪“毕其功于一役”，甚至原来几乎是设计成为一个了断的红莲寺争锋也落了空。从第十七回起，他掉出笔锋，几乎尽弃两派争门，开始写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新贻）”故事，一写十六回，几至全书的五分之一，他的解释（夹杂在七十一回正文之间）是：

因为有刺杀马心仪（按：不肖生在小说中改动了遇刺者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名字）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为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就得着了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祥的人，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祥供词的人，才探得了一个究竟。这样情节不照实记出来，一则湮没了可惜，二则这一部奇侠传，非有这一段情节加进去，荒唐诡怪的红莲寺未免太没来由。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汶祥刺马故事，也得不惮辞费，依据在下所探得的，从头至尾写出来，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