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好莱坞（第6/8页）

喊叫，命令，好些人跑来：6个便衣警察。他们押着这个男人站起来的时候，已经有辆货车从广场远处的一个角落快速地开了过来。那个抗议者一句话也没说。他大概35岁左右，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棉袍，是农民常穿的衣服。他的四肢瘫软下来；便衣们把他抬进货车里。货车的窗户上都围上了布单，看不见里面。货车驶回了角落。

“他妈的，”一个中西部老美说：“他不就在地上坐着而已嘛。”

另一个美国游客，一个脸膛红红的大胖子，成功地拍下了一张现场照片。

“我拍到了！”他大声叫着：“我拍到了一张照片！”他咧嘴笑着，挥舞着他的相机。他见我在看着他，就走了过来，笑容满面。

“如果我没拍到，那可真该死！”

“你应该把照相机拿开。”我轻轻地说。不过另一辆货车已经加速驶来了。一个穿着制服的人把手指向了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胖子。

“把你的相机交给我。”他用中文说。

导游急忙翻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乖乖地把相机递给了他；他把胶卷都扯了出来。这个警察和翻译说了几句话，翻译的脸色就变了。

“他说，我们必须和他走一趟，”导游对美国人说：“他要我们去有关部门那儿。他要问你一些问题。”

那个胖子呆呆地站在那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决定此时该和这些美国中西部游客脱离关系了。我慢慢地走出了广场，过了几分钟，才绕了回来。则是我看见一个中年妇女正要在国旗前打开一条横幅。一个便衣警察死死地按住了她。下一个抗议者还是个女人。她站在旗杆的右侧，把双臂举过头顶；两个男人跑了过来，把她的手扳了下去。

我看到附近有一群意大利的游客。但没什么指望——所有男人都穿得很体面；我只好摘下了帽子，拙劣地想扮演一回欧洲人。那群游客的中国导游说着意大利语，我假装能听懂，猜想着他所说的话：“那颗大的黄色星星代表着……”然而不远处，有个平头男人死死地盯着我，然后对另一个平头男人说了什么。我决定要离开广场了。

忽然，国旗那边传来一阵骚乱。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人：男人和女人，高喊着口号，双臂举了起来。便衣警察冲了过来；猛打几拳；有人大叫。他们踢了一个摔倒在地的男人。再踢。还是踢。那些抗议者一个个被拖走了。

最后，只有一个小孩独自站在那儿。她看起来只有7岁左右，很可能是跟着她父亲或母亲到这儿来的，但所有的大人现在都被押到了货车里。小女孩穿着一件绿色毛衣，头上绑着相同颜色的丝带。当警察推着她走向货车时，她垂下了头。

那群意大利游客呆呆地看着那辆货车。没有人说话；那一片沉默像黄色的天空一样沉重。这个小孩是被带离广场的最后一个信徒。

干部　（Cadres）

审查　（Censorship）

城市　（Cities）

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

孔子　（Confucius）

宪法　（Constitution）

消费者（Consumer）

中国政协　（CPPCC）

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回到记者站，我把关于抗议活动的国外报道整理归档，然后写下了我自己的见闻。不过，无论是这次周年纪念，还是广场上出现的那一幕幕场景，我都不太能理解。学者们常常谈及中国正逐步迈向法治，我也觉得会有那么一天，当中国的发展变化都已尘埃落定，反思过去，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过程。然而如今身处这样的进程之中，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我可以身处“好莱坞”的妓女、黑市交易者和地下钱商包围之中，饱餐一顿；然后骑上15分钟自行车到另一个地方，看着一个人因为双手举过头顶而被捕。

从个人角度而言，这事更容易想通。显而易见，个人在中国违反法律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法规多得数不尽数，很多还是不合情理的；而这个国家变化太快，即使是合理的法律规范也不知不觉就已经过时。实际上，每个我熟识的中国公民都做过一些算是不合法的事；不过他们做的事都只是极其轻微地触犯了法规，所以也没人会为此担心。这件不合法的事可能是一次填了不实信息的住宿登记，或是做小本买卖时从没有执照的批发商那儿进了些产品。有时候，这简直像在演喜剧：夜深人静的时候，北京街头总有人出来遛狗，因为要拿到正式的养狗牌照花费贵得吓人。那些狗通常是长得像老鼠一样的北京哈巴狗，由昏昏欲睡的主人牵着；一旦看见警察，主人们就会忽然清醒过来。这是一支遛玩具狗的游击队。

无论每个人有怎样的问题，这也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只有他自己能解决。人们对合理制度没有基本的意识，觉得其他人的麻烦和自己没有关系。对Falun的镇压让大多数中国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只是做了些事情，在政治上有点细微的失误，并没有犯更大的罪行。然而一般人几乎都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