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唐人街（第5/6页）

波拉特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来。他的律师已经替他的妻子准备好了签证所需的资料，但没人知道多久才会获得批准；在恐怖袭击之后，所有的申请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律师认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还要更久。同时，波拉特也越来越难说服他的妻子，告诉她一切都没问题了。恐怖袭击过后的10月，波拉特的手机帐单是488.75美元。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住在附近的连排式住宅里。这地方挤得满满的：3个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里，1个维吾尔族人住在1楼，9个中国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除了1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似乎没人在意有个“外人”睡在楼下房间的沙发上。

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48岁，也是拿了政治避难身份的。他正等着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签证申请获批。他们还在土耳其，这男人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妻儿了。他说如果我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他要求隐去姓名。

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不同语言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语的（伟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万事如意）。门上则挂着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历，来自这人送外卖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馆。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学念书，拿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最近，他的车被人偷了——这一带将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区，但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阶段，离目标尚远。

有天早晨，我们三个聊天，这维吾尔族人说，他对美国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兴趣。他说这和他在新疆或中国的其他地方的见闻都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要送外卖到很多人家里去。”他说。“通常人们不会叫我进家里去，不过有时有些人会这么做，我就能看到他们的家里是怎样的。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中国画。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

我问他是否为这个感到困扰。

“不是，”他说：“欣赏另一种文化是好事。可能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审美鉴赏很广泛。我在人们家里还看到过许多非洲的面具。”

我问波拉特怎么看，他皱起了眉头。这些年来，他总是把文化说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他认为文化比经济、政治更为基本，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就是美国黑人的症结所在：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制度自由的国家，但曾经的奴隶制度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和那些自由来美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黑人总是努力想要从那样的创伤和损失中复原。

现在他深思着，字斟句酌地说了起来。“那些美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那也是很伟大的。”他说。“但我没看见他们家里有很多欧洲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中国呢？我知道中国人说他们有五千年历史，但这确实是真的吗？还是他们一遍遍地这么说而已呢？”

他继续说道：“我看到那些中国画，就想起了我工作的日本餐厅。那儿提供的不是真的日本食物；是假的。那儿的厨师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穿成日本人模样的马拉西亚人和中国人。我没有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儿吃过饭。来的全是美国人。”

“嗯，一家真正的日本餐厅可能不会做外卖。”另一个维吾尔族人说。“他们很讲究食材的新鲜。我工作的那家餐厅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厅。其实那儿的老板是个越南人。”

“我觉得这和美国人的自由有关。”波拉特说。“如果你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你就去做。赚钱才是要紧事，这没什么不对。但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去那儿吃饭。但餐厅里的厨师穿成日本人的样子，就让我感到烦心。这让我想起了北京那些维吾尔族餐馆，里面的中国人穿成维吾尔族人的模样。

波拉特生日那天，他请了一天的假。早上，我们开车在城里转，办了一些事，然后去了趟农民集市。波拉特给我指了指他交违章停车罚款单的政府大楼。电台的广播员提及了《华盛顿邮报》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这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没几个人在外头。波拉特“46年老”了。

办完事后，我问波拉特能不能去看一下五角大楼。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我去看了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生活在中国让恐怖袭击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我所接触的只有那些盗版碟，还有人们毫不同情的反应；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去亲眼看看那些地方了，我们围着五角大楼开车绕了好几圈，最后找到了一家citgo加油站停车，那儿可以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公路对面的五角大楼。我们停车时，电台广播里传出了美国国歌。波拉特告诉我，自从恐怖袭击以来，每天中午广播国歌成了惯例。

五角大楼被撞坏的一侧楼身已经用板围了起来，脚手架顶上挂着一幅幅美国国旗。头上有盘旋的巡逻直升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三个挪威旅客也找到了这个加油站。我们就站在这三个外国人旁边。波拉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他的本田车。

“没事。”我说。“他们不会在加油站开罚单的。”

“这个加油站可能不一样。”他说。

我走到加油站里面，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上面的头版头条是：

美国搜寻数千个被驱逐出境的在逃犯

中东男人是重点搜寻对象

我把报道的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波拉特：司法部正在严厉打击那些违反驱逐令的人。

“我支持它这么做。”波拉特说。“总是有签证过了期的人还在这儿，政府却不管，这样那些人就可以做坏事了。”下一句他用了英文：“太多自由了(Too much freedom)。”他缓缓地说，接着又说起了中文。“种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来到这儿，又遵守法律，就应该让他们留在这儿。”

我问波拉特，他的生日午餐想吃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家伊朗餐厅做的烤羊肉串很棒，和新疆的味道一样。我们开车经过了西蒙·玻利瓦尔德雕像，经过了世界银行，又经过了宾夕法尼亚大道。找地方停车、停车、还是停车。找停车位的时候，波拉特对我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容易的。“我只是需要勇气。”他说。“我在北京时就很有勇气，这就是我在那儿赚了很多钱的原因。我当时需要勇气离开。”

他在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后面停了一会儿，看它是不是要走。但那辆车没有动，我们继续往前开。“我看着这儿的人们，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我聪明。”波拉特说。“有些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年纪更大。不是说美国的所有人都是很有才智的。但，你看，很多不太聪明的人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想，如果他们能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