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L 排印错误的汉字（第2/2页）

他思考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最后他说：“那天夜里是梦家第一次试图自杀。他吃了安眠药，但没有死。有人把他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就去了他家。他家的门上贴着批评陈梦家的大字报。我走进去，才发现四合院已经被红卫兵所占领了。他们把四合院当作邻近地区的一个基地。我马上就被人抓住了。‘很好。’他们说。‘你自投罗网’。”

“梦家的妻子也在那里，他们叫她和我坐在院里的椅子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的头发剃掉一半。那时候管这叫阴阳头，是一种常见的惩罚。剃完阴阳头后，他们就抽出身上的皮带，开始打我们。起初他们用的是这儿——”

老人家摸了摸他皮带上皮革做的那一端。然后他的手滑到了皮带扣上。“过了一会儿，他们就用这儿来打我们，这是金属做的。我就开始流血了。他们打的是我的头，而我穿着一件白衬衫——那时正是夏天。整件白衬衫都被血染红了。他们没有那样打露西的头。过了一会儿，我伤得很厉害了，我请求他们让我去附近的诊所包扎一下。我跟他们说，不然我就会流血过多了，还向他们保证包扎完马上回来。他们终于同意了。但我在诊所的时候，就打了一个电话去单位，单位马上派了一些人过来。他们向那些红卫兵解释说我是个好人，于是红卫兵放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我妻子——不是你刚才见到的那个，我说的是我那时候的妻子。我告诉她赶紧回家。那是个极其危险的时候。那天晚上，你一整夜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不停地敲门和打人。”

他继续说道：“梦家在医院里呆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他的背景，那儿的人把他赶出来了。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一个星期，他自杀了。他们有一个女工，是住在他们家里的，我想是那个女工发现了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没有办法去他家，因为我也在被批斗。也没有谁给他办过丧事。”

陈梦熊是一名党员。他哥哥自杀时他并没有入党；1970年代政府叫他回去三峡的葛洲坝工程工作时，他也没有入党。在葛洲坝，他的工作还是评估地震的风险，不过这一回他是在共产党而非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执行任务。“长江流域管理局”已经成了昨日的回忆；在新中国，没人会允许一个美国式的地名存在。

地质学家用一个标准化的数字系统预测地震的风险，陈梦熊给葛洲坝的风险评级是6。这是个濒临边缘的数字：到了7的评级，修建的水库就必须要有各方面的抗震功能。在梦熊做出评估以后，这个项目的副领导人要他把风险评级改掉，降到5。梦熊拒绝了，有好一段时间，他都在担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那时候发生了太多别的事情，没有人顾得上组织一场针对他的政治运动。

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干部遵循一条叫“三个同步”的政策。这条政策意味着调查、设计、建造三项工作同时同步进行。过去，人们把这三者之间看作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首先你展开调查，然后开始设计，最后进行建造。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旧规则都不再适用了；干部们认为，调查、设计、建造可以同时进行。于是梦熊做调查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挖洞，工程师们画设计图时人们挖出了更多的洞。1973年，周恩来终于下令，这项工程作废。三年来，他们一事无成。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葛洲坝的工程才重新展开，它最终于1988年完成。

1980年代，陈梦熊已经70多岁，他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并不是因为信念而入党的；他入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中国地质部已经到达了一个级别，这个级别要求他必须是党员。否则，他就不能参加一些相关的会议了。像如今很多的中国人一样，陈梦熊真正的政治立场是实用主义的。

你注视着1920年代那张大家族的照片，看着那清朝的长袍和西式的套装，那一张张年轻而荣光焕发的脸，还有他们的父母——那一对自豪的老夫妇；你会想知道，这些精英到底遭遇了什么，所有过往的岁月究竟发生了什么。

梦熊讲述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哥哥的死而结束。他停了下来，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了起来。

“那年我妻子遇到了麻烦。”他说。“她家庭出身不好。她父亲是个有名的书法家，还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过。所以她总是遇到很多问题。1957年开始政治运动时，我刚好因为工作原因出差，她和我们的孩子单独留在北京。在反右运动中，她非常害怕，精神开始不太正常。她在医院里住了一年，稍微好了一些。过去她是个物理老师，但经过这些事情以后她就没办法再教书了。她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

“1966年，陈梦家死后不久，她单位让她把一些革命歌曲誉写到复写纸上。她就把那些歌词写下来：‘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复来反复去都是这两句。但她写错了其中一个字。有一处她把‘万’字写成了‘无’。”

梦熊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两个汉字：

万岁

然后又写了两个：

无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字里，“万”和“无”这两个字看起来完全不同：萬和無。然而这两个简化以后，就很容易混淆。1966年，中国人使用简体字还不到十年。“无”的意思是“没有”。她抄错的词就变了个意思：毛主席无岁。

“她马上就被关了起来。”梦熊说。“有大概5年的时间，她都被拘留在湖北省。他们把她关在猪圈里。1970年代初，她回来了，但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她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陷入了植物人的状态。她死于1982年。”

老人家干笑了两声，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笑，与幽默无关。“那是个可怕的时期。”他说。“很多人死了。我们失去了太多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已经将近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