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法医治之国（第2/5页）

张居正这封信历来颇受谴责，认为他阳为同情，阴为谴责，虚伪得很。我却认为张居正所言句句是实。当时朝廷上下确实已视海瑞为眼中之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张居正帮他说上几句也无济于事，何况还不以海瑞的做法为然？当然不能怪他不援手。

那么，张居正自己做得又如何呢？好像也不怎么样。

张居正应该算是明代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公元1572年）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倒首辅高拱，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去世，担任元辅兼帝师十年之久。去世前九天，被加封太师衔，成为有明一朝生前获此殊荣的惟一一人。这十年间，万历皇帝其实不过只是他的学生（万历登基时九岁），慈圣皇太后对他又恩宠信任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这十年间的皇帝圣旨和太后懿旨，不过是他张居正的旨意。满朝文武，也大多是他提拔、栽培的私人。这样的权势，海瑞当然不敢望其项背。

不过张居正和海瑞的地位权威虽然悬殊，两人的作风却颇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勇于任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雷厉风行等等，只是张居正比海瑞少了廉洁，多了权谋。张居正的政治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个人魅力也很让人倾倒。他聪明绝顶，机敏过人，博闻强记，明察秋毫，而且重礼仪，修边幅，里里外外都表现出一个贤相应有的风度。隆庆去世时，他与高拱同在内阁。高拱是首辅，他是次辅。因为明代没有宰相制度，只有阁臣制度，因此次辅也略为有些“第一副总理”的意思。但当时的廷臣们，都很厌恶高拱这个一号阁臣，而对二号阁臣张居正有好感。张居正为了排挤高拱，由宦官冯保穿针引线，与万历的生母李贵妃达成政治上的秘密协定，条件是尊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与万历的嫡母“仁圣皇太后”两宫并尊。这种向为正派臣僚不齿的行径，居然也得到了谅解。张居正当时人缘之好，威望之高，可见一斑。

小皇帝万历对张居正也是既敬且畏。万历皇帝名叫朱翊钧，万历是他的年号，死后的庙号是神宗。明以前，一个皇帝的年号有许多，其中尤以武则天的年号为最多，有时一年之中要改好几次，因此历史上习惯用他们的谥号或庙号来称呼，比如汉武帝、唐太宗。明清两代的皇帝只有一个年号（惟明英宗朱祁镇因两次登基而例外），人们也就习惯于用年号来称呼，如明的万历，清的雍正。万历和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着特殊的尊重，称他为“元辅张先生”。因为张居正帮他们孤儿寡母除掉了骄横跋扈、有不臣之心的首揆（即首辅、元辅）高拱。其实这事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冯保把高拱哭灵时说过“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稍加改动，变成“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传到后宫，使两宫太后大为震惊，万历皇帝也陡然变色。于是，在张居正的精心安排下，高拱在一个早晨突然被褫夺全部官衔职位，驱逐出京，遣返原籍，交地方严加管束。据说当时跪在百官最前列的高拱如遭雷击，瘫倒在地，不能动弹，最后还是在张居正的搀扶下，才得以蹒跚出宫。

张居正有勤王保驾之功，加上他是那样地仪态庄重，道貌岸然，聪明睿智，博学多才，每一句话都说得那么在理，每一件事都办得那么得当，每一项举措也那么合理和得体，让十岁的小皇帝和那两个妇道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政的总设计师和皇帝的总教育长。

然而张居正的下场，却比海瑞惨得多。他去世半年后，就遭到了全方位的揭发和批判，罪名有欺君毒民、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以及结党营私、把持朝政、居心叵测，甚至还有人告他妄图篡位谋反。两年后，即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他的家财被抄了个一干二净，长子也在所谓“追赃”的过程中自杀。四个月后，又正式宣布了他的罪行，一共五项：诬蔑亲藩，侵夺王府，钳制言官，蔽塞圣聪，专权乱治。有如此罪行，本当剖棺戮尸，姑且加恩宽免，但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被送到烟瘴地面充军。

张居正是否果真犯有上述罪行，是一个既说不清又不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一个头面人物身败名裂的真实原因，总是会被一系列似是而非而又冠冕堂皇的说法所遮蔽。张居正由“万人称颂”一变而为“万人唾骂”，真正的原因其实同海瑞罢官一样，是得罪了官场全体。不过海瑞只是坏了官场的规矩，张居正却几乎是要砸官们的饭碗。同海瑞一样，张居正也认为帝国积弊甚多，非予以刷新不可。所不同者，在于海瑞的念头，是要为民作主，因此更注意廉政；张居正的目的，却是要富国强兵，因此更注意效率。反腐倡廉，只要弘扬道德精神和恢复洪武成宪就行了；而要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则非得变法不可。变法，就一定会触及整个官场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使许多人升官发财的计划泡汤。所以，张居正的“官愤”更大。

至少有两件事使张居正遭到文官们的痛恨。

第一件事，是他曾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所欠的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道命令表面上看并无不妥之处：种田纳税缴皇粮，自古以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没有缴足，当然要补缴，除非遇到天灾，朝廷特令减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全国各地，无论穷县富县、灾年丰收，税收都一律拖欠。其原因大体上是这样的：本朝一千一百个县，自然情况大不相同，因此各县的税额乃至税率，都不相同。据说一个富裕县份的税粮总数，竟可以是一个穷僻贫困县份的三百到五百倍。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在贫困县，人们的纳税意识往往都很低。在他们看来，既然享受低税优惠是天经地义的，拖欠一些税粮也不算什么。因为谁都知道他们穷，缴不起。即便什么税都不缴，与富裕地区相比，生活水准的高低优劣也不可同日而语，真要缴足了，还过什么日子？再说，税率和税额本来就很低，即便都缴齐了，也没多少，何必斤斤计较呢？我们帝国地大物博，财大气粗，还在乎咱这两个小钱？富裕地区从牙缝里省一点就有了。贫困地区的地主和农民既然都作如是观，自然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富裕地区的农民和地主则是另一种想法。他们认为，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该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凭什么我们就该多缴税粮，别人就可以少缴？穷县地少人稀，税粮总额少一些不足为奇，但税率不该两样。事实上却相差很大。比如苏州府的田赋，大约占农村收入的20%，而山东曹县只占9%，溧阳更少，约在1%到5%之间。溧阳与苏州相去不远，税率之悬殊却有天壤之别，难怪苏州人心里要不平衡。况且，富裕地区哪怕只缴60%的税粮，数目也已远远超过贫困地区的总和，贡献已经很不少了。余下的数额，自然也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