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无法医治之国（第5/5页）

显然，要维系中央集权，就要维护官僚主义；而要维护官僚主义，就要维持现状，保护文官集团。帝国的政治目标既然原本不高，只要黎民不饥不寒，官员不吵不闹，就是天下太平、国运昌隆，还要那么强的能力、那么高的效率干什么？相反，既然政令的雷厉风行，考绩的公平认真，会给文官集团带来恐惧和不安，那么，做宰相的反倒应该极力维持政府的低效和低能。在这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文官集团出现分裂。即便不能和衷共济，至少也得相安无事。所以，尽管徐阶被骂做“调停国手”，申时行被斥为“四面逢迎”，但这两个江南来的聪明人，都认为这正是自己应尽的职份。首辅虽然不是宰相，但又相当于宰相。宰相的职份是什么呢？不是征收税赋管好财政（这是户部的事），不是操练军队保卫边疆（这是兵部的事），不是审理案件惩治罪犯（这是刑部的事），甚至也不是任命官吏处分僚属（这是吏部的事）。这些事宰相都该管，但更重要的还是“协调阴阳”，搞好君与臣、臣与臣、臣与民之间的关系，维护政治领域的“生态平衡”。说白了，宰相就该当“和事佬”，就该八面讨好、八面玲珑。能讨好就好了，怕的是讨不了好！申时行的悲剧，就在于他殚精竭虑地想各方讨好，却又费力不讨好，这才让他感到委屈和伤心。

应该说，申时行是尽了努力的。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他呈请皇帝陛下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因为这个方法并不尽合理，也不尽公允。税收能否如额征收，并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努力和能力；盗匪能否按时捕获，也有许多客观原因。如果以此作为考评的条件，不是导致基层官员弄虚作假，就是逼得他们诬良为盗，这都不是圣朝气象，所以仍以原先那样含糊暧昧地进行考核为好。在两年以后的“京察”中，他更是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大小官员都得以各安其位，被罢免或降职的官员只有三十三个，且都供职于无关紧要的部门，算是考绩制度得到严肃执行的一个象征。于是，申时行受到众口交誉，皇帝陛下也龙颜大悦，深表满意。

然而四年以后，申时行的威望却降到了最低点。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只看到文官集团有要求稳定的一面，没看到还有要求动荡的一面。这就好比打牌。如果总不洗牌，就不会出现新的赢家，而游戏也就做不下去。因此所谓永久的安定团结根本就不可能。总会有人出来惹是生非，兴风作浪，以便火中取栗，浑水摸鱼，而且最好能把庄家干掉。宰相或首辅便是庄家（皇帝则无妨看作赌场的老板，无论谁输谁赢，他都有“抽头”可得，所以有的皇帝会鼓励游戏的进行），自然首当其冲。何况这时，闹事分子又有了极好的口实。[10]申时行只好申请退休。只是幸亏有万历的呵护，他的下台，才不至于太不体面。

海瑞、张居正、申时行，这三个性格、观点、作风不同的人，全都败给了同一个对象——文官集团或官场，而他们又都是想改善或维护官场的。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