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7/9页）

……把桂花枝皮削掉半边，用塑料袋包上湿土肥料严严实实包扎起，第二年春天，在原枝上部剪断——一株新生桂花树就诞生了。桃树、杏树、梨树……这种枝和那种枝，靠接、枝接、芽接；没有他不接的，他只要接，没有接不活的。

父亲一辈子很少发火，但他有时很严厉。我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字的脏话、粗话，对自己子女是这样，对外人更是客气。对子女的错失，他的言语锐利，让你深悔羞愧；对外人，一般是寡言冷淡，有点“难以接近”的意味，但有一次为了他种植的瓜菜，却和军分区的一位同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干休所未盖成之前，我们家在军分区大院里住着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座歇山式的草堂（草顶、古建筑常见的那种式样），父亲和另外一位退休人员同住草堂，大约我家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剩下的他住。算是近邻吧。

父亲把这个院子变成了花园，靠墙根一带则种着许多草一样的中药，点种的玉米、向日葵、丝瓜、南瓜之类，那邻居也在墙根点种得有瓜类。有一天早晨，隔壁姓娄的那位退休参谋突然气冲冲地到西墙旁边，嘴里唧唧哝哝不知是说话还是骂人，手里猛撕乱扯那丝瓜秧。坐在正房里的父亲终于忍不住了，出来站在门口，挺直了身子，我很少见他这般威严的，看也不看那人喊：“娄参谋你干什么？”

“我没，”那人似乎怯懦了一下，但很快镇静了，提高了嗓门，“我种的丝瓜让人偷了！”

“你的丝瓜？”

“是我种的！”

父亲背着手走下台阶，说：“不错，丝瓜是你种的。架子是你搭的吗？还有，你浇过水施过肥没有？”

姓娄的打住了，不安地干笑着走出地边，说：“首长，别发那么大火嘛！我是说，种了丝瓜吃不到丝瓜，要这瓜秧子干甚——”

“我不是你的首长！我也没带过你这样的兵！”父亲冷冷地说，“你必定想，这瓜是凌尔文吃掉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从不吃丝瓜。”父亲看也不看他只顾自说自道，“你太放肆了！你知道你是哪年的兵？我如果还工作，你敢吗？”

“首长……”

“我说过，我不是你首长。”父亲在盛怒时是这样，根本不看对方脸色，“我们农民出身，别人到自己地里拔一根葱，一个山药蛋，都是罪过吗？”

“首长——我……错了。”

“你不要给我认错。”父亲继续说，“你去给政治部认错！你的丝瓜我没动，解放他们也没动——是你们詹副参谋长的小儿子摘的——你要去给詹副参谋长道歉！”

父亲说完一甩手进屋“砰”地关上了门。我还站在院子里，还在寻思“给詹副参谋长道歉”的道理，姓娄的已连忙在自来水管（在院里）上洗手，对屋里大声说：“首长别生气，我这就去——”他踉跄着去“道歉”了。

父亲在部队，母亲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长期吃“供给制”——每人每月：父亲是六元，母亲是四元吧。这个数，今天看是有点天方夜谭，但其实在共产党革命队伍中长时间全面执行过这个制度。我是后来“有了学问”才晓得，供给制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时共产主义”——贫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实很舒服的，有点像初入伍时的义务兵——我们现在去当兵，也大致还是这个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裤衩，连袜子都是“发的”，父亲那时连牙膏肥皂都是“供给”，好处是什么都不用操心：到时候就会有人给你发；不好处是没有积蓄，攒不住钱。就那几个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点窘困。但我们兄妹——部队子弟都一个样——不享受“供给”，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贴。

所以当时在部队有口谚，“一个孩子是贫农，两个孩子是中农，三个孩子是富农”，四个孩子？则是“地主”。父亲出身成分是富农，很不体面，但在部队，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个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十八九元。这个数字，在建国初期，可以说是笔巨款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地方上已经实行工资制，但部队仍在供给。母亲的收入一下子涨到八十多元，而父亲还只是“六元”。这样，父亲就必须吃我们兄妹的津贴，吃母亲的工资。但是很快的，在军队的父亲实行了工资制。他还另有军龄补贴。每个月工资袋里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亲的钱每个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直到人类消灭，嚼火熄尽，这句话也是真理。当时一个县委书记工资不过八九十元，一个地委书记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现象”，即使军分区的司令老红军，工资也就三百元吧——而我们家处洛阳，应该说是个不小的名城。父亲“进步”虽慢，然而资历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亲的，在洛阳这样的城市里，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乔典运的生花妙笔写过，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怜而无害，一般来说，如杨白劳那样，只要不欠黄世仁的债，黄世仁不大会主动拾掇他。杨白劳也有强项，他的女儿太好看——这一条比人强，所以招来无妄之灾。

父亲母亲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们入伍早，进步慢，在革命队伍里，本来是个弱者：处处不如人。在供给制下，大家区别不很大，一下子跳进工资制，人们一个早晨就明白过来，这个吃中灶的老凌，原来比首长还有钱！军衔定得低，该晋升军衔时送他到不能晋升军衔的干校去“学习”，母亲在陕县如鱼得水，到了“工资制”，在洛阳就受排斥。我看有两条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软柿子，好捏；二“工资”冒尖，收入丰厚。可怜的父母，我认为他们第一条原因记牢了，第二条原因是忽略了——他们认为是洛阳风气不好，换一换地方就成，到了县城，他们才知道这里的日子更难过。因为好人坏人、正常人偏执人，只要是社会人，都有点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他们收入三百，凭什么？”——人们这时不大会想我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父亲打游击在古墓中住过多少年。“他妈的！”人们如此想；“他妈的！”二月河也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的感觉，父亲母亲一辈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没见他们抬过头，也不曾听到过他们真正欢快的笑声。真的，一次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忧郁沉闷伴随了他们的生命进程。父亲有一次叹息：做一个共产党员真难，母亲更正说，做一个人就真难！还有一次，是反右斗争之后，父亲问母亲：假如我划成右派，你会和我离婚吗？母亲连想都没想，说：“必须离——解放他们一辈子重要！”这个话是父亲快要走到尽头时，垂老风烛中传告给二月河的，他还告诉我，尽管知道母亲的话理智，尽管他也知道她爱他，尽管事情并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