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 西游随笔（第3/6页）

官邸里壁间廊下，摆设着一些名人字匾和古玩，但数量不算多，装裱修饰也很简单，整个看上去有点空旷，简朴得像是正在草创。他边带着我们观览边说：“官邸建筑规制不小，但还没有真正搞好，刚刚租来不久……”我听着，心里想，这无论如何就是正当的财政支出，随口便问：“您怎么不买下来呢？”他笑着摊摊手说：“恐怕要几千万马币呢，我一时还办不下来。”

他和冯其庸先生不少朋友有渊源。他们谈字、品画、玩赏古董，谈得很高兴投机，有点相见恨晚的样子。我们一同随意散游——这是异国土地上我国租来的一块土地，青茂浓绿的常青树、温润清简的房舍、壁间的图书、丹青古色古香的陶瓷，都是我们故国的情韵，踏在这静谧的庭院里自是别有一般温馨思绪。

午餐很随意，大使如数家珍地谈起两国文化交往诸情形，谈中央首长来马方访问情况，谈起这次我们来前，他已向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汇报过马来西亚的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文化上两个国家要加深加密来往，增强联系纽带的韧性与弹力。我谈起十六大期间李肇星打电话找我，我不知李肇星何许人，在电话中支吾良久的笑话。我谈到2002年夏日我去新疆的感想，风土人情乡俗民意，谈到新疆建设兵团的艰苦与困难，也谈到西北大开发应该加上“文化开发”这个概念。胡大使听得很专注，问我：“这些看法你在十六大上提了没有？”我说：“草案讨论时谈过。”胡大使说：“这些都很重要，我也可以向中央建陈。”

据后来听到，胡大使并不是我国派出的最年轻的大使，但比他更年轻的似乎不多。依照惯例，国内来的部级、副部级干部领导，他也只是来时见一见，去时见一见。但我们这次去，我们每次聚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他都要发表即时演说。落落大方的谈吐，恰到好处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妹妹卫平说：“这个人真了不起。”

大使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国家派到外国的钦差大臣，专门与所在国人民交朋友的使者，那当然还有其更广义的含蕴。但主要的也无非是这两点。我注意他每次演说，着重点就在于“增加互相了解，加强多方联系、文化交流，巩固发展友谊”这几条上。思路清晰，敏感，处事练达机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在马来，胡就是我们的“墙”。

陈达真这人

博士水准，大姐风范。这是我心中的陈达真。早起先约我赴马的，有一位先生叫柯杰雄，一位女先生姓陈名达真。我那时与柯先生有书信往来，北京文化界也有朋友介绍了大马的陈先生。她是华总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比我大一点儿，还不算老，这年纪在我们这搭，恐怕要“一刀切”了的。你一见到她就立刻能感受到她的活动力量——不设城府，热情真挚，关爱所有的人，也不对哪个人存有戒心——据我一生观察，此一类型人，乃是天生厚福长久拥有者。她是得之先天，抑是后来修德所是，我就不知道了，此后所见，聊可证明我见不爽——几乎多有人都叫她“大姐”——性格就是命运，这是她的性格挣来的彩头。

她是邀约我们的“华总”代表，我们的“场合”她当然都在，在“二月河——三月天”讲座正场开场前，她有一个致辞。大姐登台据案娓娓而言：“午夜十时许一架银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这架飞机没有飞向美国，也没有飞向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而是首先来到我们大马。二月河先生……”她夸奖我的话，这里述说没什么劲，但即使是夸奖，她也不是“作”，没有“张大”的意味。

2日去云顶赌城，我这个只是在小摊上和资料上见过“玩赌”的，见到如此大规模，受到国家保护，成为世界名境的赌城，总算见到一次大世面——这其实与“玩”已是隔膜的概念，赢的输的，是“斗争”的结果，除了输赢几十万百千万若无其事神态安详离开牌桌的豪客，也有“初级阶段”进来玩玩的。中国很有几个官员经不起这诱惑，从这里出来，回去后又走上刑场的。在驱车的路上，陈大姐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谈她的“赌经”……绝不大赌，小赌要到别人赌丧了气，你才投注……见好就收……一两注不胜不要坚持，认输走人……

我边听边想，这其实是极委婉的劝诫，真是菩萨心肠。果真听了这样的劝，那些个被崩了的官儿们哪会有此结局？

因为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真的按这日程操作，在大马我们就没有时间观看市容，也就是只能在宾馆和宴桌上了。大姐她们晓得我们心思，挤掉了一段路上往返路程，腾出一个多小时给我们逛了吉隆坡的地摊小市场。我为女儿挑了几件小饰品，妹妹也为她的女儿挑了一点——多了也带不动，大马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货，一般的比我们国内市场还要贵些——原以为就地便可兑换一点儿马币的，竟是误传。陈大姐见我们为难，带着我们又挑又选，又叽里咕噜用马语与商贩砍价。丰丰满满买了一大堆，却是她出了钱，给她钱又不要，想起来直要出汗。

萧依钊这人

到马第二天就见着了她的罢？消瘦，用雅一点的话说是“清癯”，严肃而不苟言笑，做事专注是一望可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便是《星洲日报》的大腕主刀。很快的，她采访我的情形便见报了。问的问题也文如其人，很严肃，文笔却不死板，相当灵动。

这张报我并不陌生。因为它一直在转载着我的小说，柯杰雄先生虽不是每期必邮，但大致出的其他信息都源源寄来。台湾朋友也有订看它的——这是报纸可看的实证，因为从大马到台湾，报纸的“时效”意义已经不大。我没想到是萧依钊这样的女性在办这件大事，且办得头头是道。读了读她这些文章，她却也不拒绝活泼与开朗。拜访过胡大使，第二个程序就是拜访《星洲日报》。胡大使若是“针”，这三家便是“线”，萧依钊是“线”也是“地主”。

在报社，我为他们签了有一百多套书罢，然后便是讲谈会。放录像、看资料、吃饭——马来西亚请吃饭这规矩和我们差不多，大会小会吃一下。不同之处是他们分餐，我们吃剩了扔。萧依钊的老板是丹斯里张晓卿，张晓卿在讲座上曾发了言，他对我的书的熟悉程度让我感动。讲谈会上谈了这报的办报理念，我的理解是“宗旨”了，叫“正义至上，情在人间”。

冯其庸和孙玉明都对这宗旨称赞有加。是非分明，仁者正义，同情弱势，敢于拍案直言，这都是报人报国的优良品质。概括成了这么八个字，当然是很好的。因此我也称许“正义至上”是“理”，是天理；“情在人间”是情，是人情。循天理人情，这叫顺天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