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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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这决定对我的后半生，影响重大，因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头时，头已白了。如果我当初留在台北，则我的大陆情结不得发展，而我的香港因缘也无由发生，于是作品的主题必大为改观，而文学生命也另呈风貌。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后期的香港，对我说来，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却面临一大挑战。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左派和右派对立，香港确实是充满矛盾而又兼容并蓄的地方：两岸下棋，它观棋，不但观棋，还要评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口号是“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言论完全追随新华社，对台湾的一切都予否定。从九龙乘渡轮去香港，中国银行顶楼垂下的大红布条，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波上赫然可见。……

在那种年代，一个敏感的艺术心灵，只要一出松山机场，就势必承受海外的风雨。香港，中国大陆统战的后门，在“文革”期间风雨更大。首先，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变了。於梨华学妹进入大陆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见面，席间的语气充满了对“新大陆”……的乐观。温健骝，我在政大的高足，准备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论文，并且苦谏落伍的老师，应该认清什么才是中国文学的大道。唐吉诃德方欲苦战风车，却发现桑丘·庞沙，甚至罗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后是左报左刊的围剿，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前后加起来至少有十万字，罪名不外是“反华”“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长诗火力射向夏志清和我，中间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上课也有问题。我教的一门“现代文学”，范围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选课的学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逾百。可是坊间的新文学史之类，不外是王瑶、刘绶松所著，意识形态一律偏左，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梁实秋到钱锺书，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没有一本可用。我只好自编史纲，自选教材，从头备起课来。还记得在讲新诗的时候，一位左倾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选些当代进步的诗人。我正沉吟之际，班上另一位学生却抢着说：“那些诗多乏味，有什么读头？”问话的男生拗不过答话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黄维樑的妹妹绮莹。

每学期末批阅学生的报告，也是一大工程，不但要改别字，剔出语病，化解生硬冗赘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史观之浅陋、评价之失当，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总评。有一年的暑假，几乎就整个花在这件事上。终于渐见成效，学生的流行观念渐见修正。如此两年之后，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香港的大学生们才真正重新“认识祖国”。也就在这时，梁锡华与黄维樑新受聘于中文大学，来中文系和我同事。我们合力，纠正了新文学教学上肤浅与偏激之病，把这些课程渐渐带上宽阔的正轨。

四

七十年代的台北，曾经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可羡的文化城。以治安而言，当年台北远胜于香港，侨生漫步于夜深的台北，觉得是一大解脱。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学入学试的中文作文，题目是《香港应否恢复死刑？》，考生多以慨叹本地治安不宁破题，再引台北为例，说明有死刑的地方有多么宁静，结论是香港应该学学台北。

那时香港的作家羡慕台北的报纸重视文学，不但园地公开，篇幅充裕，稿酬优厚，而且设立文学奖，举办演讲会，对社会影响至巨；也羡慕台北的书市繁荣，文学书籍出得又多又快，水准整齐，销路也好。颇有一些香港作家愿意，甚至只能，在台北出书。同时，台湾学生的中文程度，也要比香港高出一截。

二十年后，台北的这些优势都似乎难以保持了。中产阶级因治安恶化，政局动荡而想移民。作家们甚至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亡。文学奖设得很多，奖金丰富，但竞争不够热烈，而得奖人别字不少。台湾是发了，但是发得不正常，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五

七十年代一结束，我曾迫不及待，从香港回到台北，在师范大学客座一年。那时我离台已经六年，心中充满了回家的喜悦，走在厦门街的巷子里，我的感觉“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回台定居，再见台北，那种喜悦感没有了。我几乎像一个“异乡人”，寻寻觅觅，回不到自己的台北。

八年来我一直定居在高雄，不折不扣，做定了南部人。除了因公，很少去台北了。现在我的新双城记似乎应该改成高雄对台北：无论如何，北上南下，早已八年于兹。但是我对台北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不如我在港的年代，因为台北似乎失去了心，失去了良心、信心，令人不能谈情、讲理、守法，教我如何向心？

……愿我的双城长矗久峙，永不陆沉。

一九九三年七月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