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5/7页）
当然我们处在当今之世，说寇瑊目光短浅是容易的，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所引证的史料透露道，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人弄得懂的鬼名堂。布罗代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使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都坚决反对“新发明的票证”“股票、钞票和财政部凭证”，而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以使新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英国。幸好休谟这一提议并未在英国得到实施，否则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瑊的提议被其继任者薛田、张若谷、王继明否决，单从这点上说，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并不应由薛田等人来负，而是货币在草创初期在专制制度下必然显现的结果。薛田等人认为废除交子对民众经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响，于是提议将交子收为官方所有，禁民私造，于是1023年便在益州置交子务。交子收为官有后，其起始的特点如正如经济学史家李剑农所言：“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持旧换新；四、有一定之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于川蜀。”（《宋元明经济史稿》第四章“宋元明之货币”）
不特如此，宋代的交子、钱引等四种纸币在其发行之初，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们保证兑换，加盖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们受法律保护，防止伪造拒用，违者处罚；其三是纸币纸张，印刷正规、严格，以传统文化图案装饰，有相当的严肃性（乔晓金等《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但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靡，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而这更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开始的时候，似乎还未显露出增加交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宁五年（1072年）交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交子对铁钱的兑换比例并未显著下跌，也就是说交子对铁钱的比价仍在一贯对九百文以上。而且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熙宁元年还将交子的发行面额由大而缩小至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便于民间交易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交易。
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便兑换，于是交子的信用日趋低落。作为信用货币，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停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但官方正是通过这种停止兑换旧钱引的办法来实行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这是历代专制政府屡试不爽的损招。本来四川地区是交子（后来是钱引）和铁钱并行，因为铸铁钱所需成本高于交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罢铸，更糟糕的是钱引的滥发，愈加引发通货膨胀。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七十万贯，还不及纸币发行的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十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势。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弄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对交子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寻求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做出价值判断的事，我们均应该采取多元之标准，而不必强求一律。有人认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范围内通行的货币而已，其影响有限；有的干脆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剥夺和榨取民众财富的工具。但这两点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发行给后世产生的影响及其相应的意义。在一定范围内通行，只表明其他地区比如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的商业高度，不能因此用“早产儿”来否定先行者；至于说统治者用其来榨取民众财富，其罪在于政治制度所影响的经济政策，纸币本身不应承担这种罪过。这是将道德判断和知识判断混淆起来的显例。中国素来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商业的漠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
纸币的发行，为商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便捷的新路，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是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考虑到我们生长在一个表面漠视利益，或许骨子里面比别的民族更喜欢金钱的环境里，我们要对交子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有足够的认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一张小小纸币竟可以买到各种样的商品，大感惊诧：“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说明纸币由代用货币完全变成了信用货币。另外，清代除政府发行的钞币外，民间还有钱庄、票号、典当发行的钱票、银票等钞币同时流通，不能不说是受交子私发的影响。交子的发明和都江堰的修建一样，是成都人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由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泽惠之深度和广度，都是世界性的，我们不可轻看。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如果说成都人与织锦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刺绣等有天然的联系，那绝非虚妄之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的历史部分就是用织布机织出来的，成都人的灵感、想象力及聪明才智，有不少都织进了这些美妙的绫罗绸缎之中，倾倒了众多的消费者。从实用的角度看，是衣被万家，泽惠四海；而从审美的角度来揣度，则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们的绝思妙想。
当然，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还要上溯到织品诞生之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我们知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蜀”是“葵中蚕”，“葵”，《尔雅音义》里则说它是“桑”，《释文》和《玉篇》里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接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曾在四川做过官的清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其所编的《荣县志》里就明确地说：“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不特如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谈到，四千年前，其中有一次各地诸侯到会稽朝见夏禹王时，巴、蜀两国的首领也前去朝拜，还带去了用丝织品亦即帛包裹着的玉，献给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蚕丝制品在成都地区历史之悠久，可能会让我们的想象力也甘拜下风。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上面有非常精妙的采桑图，完全可以用来作与《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图像性注脚。田野考古所得之实物与清晰的文献记载相得益彰，证明蜀人与蚕桑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