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后的日子（第2/4页）

尽管很想继续研究精神病学，但迫于祖母的压力，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哈佛法学院。祖母希望他能效仿他的哥哥，提前一年结束学业。某一年夏天，他靠奖学金去了趟欧洲。在那里，他不仅有幸一窥精神分裂症专家们的工作，还在瑞士一家疗养院见到了“精神分裂症”一词的创始人——伟大的精神病学家欧根·布洛伊勒。接着，他又在巴黎萨尔佩替耶医院，跟癔病研究领域代表人物、老年神经病学家皮埃尔·雅内探讨之后，终于决定放弃法学院，重返哈佛本科学院，异常艰辛地学了两个学期化学、生物学和有机化学。那年年末，他进入哈佛医学院，开始了另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求学生涯。

在法学院待了两年后再次辜负祖母的期望，对父亲来说并不容易。就因为见过两位年长而卓越的欧洲医生，对他们谈及的精神病理学着迷不已，便决定放弃现有的学业，从头学习进入医学院必须掌握的基础科学课程，在老师和祖母眼里，这似乎都是太过冒险的举动。然而，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那条路。不知为什么，这一冒险举动似乎真的激发出父亲足够的精力和才智，让他不仅获得了最后的成功，还在随后的数年里功成名就，荣誉等身。

父亲的经历让我更加尊敬那些并不那么墨守成规、不会非要提前知道自己此生会去向何方的人。他致力于脑损伤与肿瘤诊治多年。与此同时，在试验一种名为“苯妥英”的药物期间，他跟现代神经学先驱——杰出的斯坦利·科布和以专制出名的新西兰裔神经病学家德雷克·丹尼–布朗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事实证明，该药物在预防癫痫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随后，他在精神病实践方面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据父亲以前的同事说，他是一位诊断能力超凡，又极其敏锐的医生，神经病学上无论多么复杂的病情，都能被他抽丝剥茧，逐一击破。

比如，很多著名艺术家、作家和学者都是他的病人。尤金·奥尼尔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位剧作家和妻子——前演员卡洛塔·蒙特雷——搬到波士顿，住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附近。父亲行医的那间小洋房位于湾州路。1951年春，他们住进了父亲办公室斜对面一家小旅馆的套房。奥尼尔此时已患上一种神经性疾病，该病呈现出的震颤反应曾一度让他被误诊为帕金森病[2]和严重的抑郁症。从那时候起，父亲每天都会去给奥尼尔诊治，直到1953年他因肺炎逝世为止。

父亲每天都会详细记录奥尼尔的精神状态，也留下了很多谈话记录。从那些谈话记录中可以看出，两个人越来越投缘。后来，父亲把那些记录都交给了我。当然，父亲比奥尼尔年轻得多，而当时的他，看起来甚至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病人和医生间发展出这般亲密的关系，或许是始料未及的，尤其这个病人据说还是矜持寡言、在感情方面颇为内敛的奥尼尔。让我备感惊讶的是，从某种方面来说，他似乎将父亲视为弟弟或儿子。在成为父亲病人的大约8个月前，奥尼尔的一个儿子自杀了。此外，他跟另一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也早已疏远。跟我父亲的亲密接触，对奥尼尔来说，也许是某种形式的补偿。

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记得父亲讲起奥尼尔时，那种虽然兴奋，却往往苦恼的样子。他也常跟我讲起和奥尼尔妻子打交道的挫败感。我还记得，那个女人经常和她的丈夫争抢父亲的时间和忠诚。

我也记得奥尼尔在波士顿附近的一家公墓下葬时的情景。那是12月的一天，到墓地悼念的只有三个人：奥尼尔的护士、我父亲和他的妻子卡洛塔。奥尼尔在纽约的亲密同事一个都没来。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因为卡洛塔遵循丈夫希望葬礼简单而私密的遗愿，没有邀请他们。[3]

奥尼尔死后，用母亲的话来说，无论从持续时间还是从爆发强度来看，父亲度过了一段几乎快达到临床标准的悲伤时期。

“我握着他的手腕，感受到他的脉搏越来越弱，心脏渐渐停止跳动。”父亲在当时的一本备忘录里这样写道，“我不想让他死，我感到一阵绝望……”后来，《长夜漫漫路迢迢》[4]开始在波士顿上映后，父亲带我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去看，却心烦意乱地中途离开了剧院，以平复他悲伤的心情。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对奥尼尔和其他病人的记忆时有时无，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但他对在三四十年代，神经损伤领域的记忆却几乎完好无损。直到跨越脑损伤和麻醉画下的那条分界线，从发病早期进入深度脑退化后，他的那部分记忆才急转直下。

他那次受伤前，我们还有过一些让我颇为触动的对话。他曾向我解释，为何最近的记忆会越来越容易受到影响，而很多较为久远的记忆却不仅容易想起，还无比鲜活，仿佛那都是他刚刚经历过的人与事一般。比如，他记得小学一年级跟他一起玩耍的那些男孩，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他在哈佛最敬仰的老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5]、威廉·麦克杜格尔和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也是父亲大二政府课教师的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

他说：“洛厄尔有条大约12磅或15磅重的小狗，他会牵着它到哈佛广场散步。到了路边，他就把拐杖挂在狗身下，然后抱起它穿过马路……”

有一次，他说起曾听过乔治·莱曼·基特里奇的课。我大四写论文时，乔治的注释版莎士比亚曾帮过我大忙。于是，我很自然地问他是否有机会结识此人。

“没有，”他说，“我记得，那是个很大的讲座班。当时我才大二。现在想来，或者我也可能才大一，根本没勇气跟他说话，也完全想不出该说什么。”

但数年后，父亲和母亲前往苏黎世看望布洛伊勒医生时，在日内瓦看见了这位“伟大的教授”在湖边散步。

“他就在我们前面，我多半一直盯着他看，但就是没有鼓起勇气介绍自己。他对我说：‘小伙子，大胆说吧！’我才说：‘我还在念本科时，曾经上过您的课。’他对我们很友好，还带我们去喝咖啡，甚至还推荐了一家不错的餐馆。他说：‘那的价格也不会贵死人！’但等我们透过橱窗往里望，还是发现那真是太贵了……”

重新回忆起这些细节，给父亲带来了很多乐趣，即便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记最近发生的很多更重要的事。但让我尤其触动的，还是他关于医学教学和神经功能评价术语的记忆。因为，过去他常常用那些术语来形容自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