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回家（第4/5页）

母亲做那个梦时，“小淘气”已经虚弱得连屋外的花园都去不了了。我把报纸放在厨房门口，它又恢复了小时候的习惯（还是小狗崽时，我便那样训练过它）。但那一天终究还是到了。即便我拿着它最爱的食物引诱它，它也不肯再吃东西。我给打小就照顾它的那位兽医打电话，他真是非常好心，决定开车到我家，帮助“小淘气”长眠。

把它葬在过去经常玩耍的花园后，我驱车前往波士顿母亲的家中。刚提到“小淘气”的名字，一句话还没说话，母亲便抬起她那只患了关节炎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朱莉娅陪我们坐在卧室。后来，她注意到我母亲并未像以往那样脆弱而迷离地陷入她时常依赖的幻境中，反而异常坚定地直面痛苦的现实。

“这是我们要接受的惩罚。”母亲说。

“考泽尔太太，这怎么是惩罚呢？”朱莉娅问。

“爱的惩罚。”母亲轻声回应道。

随后，朱莉娅去了厨房。茶点准备好后，我们搀扶着母亲来到餐厅。

朱莉娅熟练地将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喝完茶后，母亲问我是否能去卧室写字台里找张“小淘气”小时候的照片来。把照片递到她手中后，她说她想单独在餐厅待一会儿。

“你现在可以走了。”她命令道。

朱莉娅和我一起来到走廊。我想，她知道我想待在这，再多陪陪她。那突如其来的空虚感正在家中等着我，我一定会觉得非常难熬。

到了9月中旬，父亲的事我已经耽误了整整一个夏天。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既不是母亲坚定的决心，也不是那些给我意见之人的支持。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是父亲信托律师提供的一条意想不到的信息。

他替我父母投资了几笔资金。前几年，我问过他几次，那些钱是否还够支付疗养院高昂的开支（保险公司或老人医疗保险系统都无法报销这部分费用）、父亲需要的额外护工、母亲需要的护工，以及母亲的房租和住在公寓里的一切其他开销。他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上一句“你父母的经济情况良好”之类的话，表示没什么好担心的。三年前，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的资产已经接近200万美元。

现在，情况却突然变了。而且，只有当我问起，他才告诉我因为当年和前两年市场低迷，他们的总资产已经缩水了1/4。而且，照他们目前的消费速度，剩下的钱只够支撑18个月左右。

一次会面中，我们粗略地做了一番计算。最后，他总结道：除养老院的开支和一些额外的支出，我或许需要承担上门护工的费用。这样的话，我父母的资产估计还能支撑3年多。届时，他们（或其中的一人）若依然在世，就将一贫如洗。

第二天，我坐到西尔维娅面前，问她是否有可能抽身于目前效力的机构，避开那份必须履行的职责，以省下该机构对外收取的那一大部分服务费。她告诉我，她觉得这应该不成问题。（该机构总监了解相关情况后，同意了她为我们服务的请求。）西尔维娅还说，她想再跟朱莉娅谈谈。如此一来，她们就能估算出到底还需要多少人，尤其是她或朱莉娅都离开的时候。

过去，我经常就西尔维娅“接管一切”的强烈愿望开玩笑；如今，我却发现自己非常感激她的这些品质。她做起事来总是干脆果决、雷厉风行，让我得以自由地着手很多其他需要尽快处理的细节。

告诉露辛达我已经下定决心时，她答应在尽其他义务的时候，至少定期监督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尽管已经做好免费帮忙的准备，我还是说服她接受我微薄的酬劳，因为她不仅要供养家庭，还得支付执业护士的学费。

然而，我最依赖的两个人必定还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要是没有她们，我根本无法将父亲带回家。虽然根据制定的日程表，两人有足够长的共同工作时间，可以协助对方解决一些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但每天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得完全靠自己。

两位女士异乎寻常的道德感赋予了她们极强的责任心。尽管我一直渴望对病人的这种密切关注，事实上，那些不久就会成为父亲主治医生的波士顿老年病学专家却并非总是指望得上。因此在父亲最后的几年里，完全可靠并能迅速为他提供健康服务的人，就只有西尔维娅和朱莉娅。

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看护和家庭陪伴的人往往不受尊重，获得的薪酬也势必远远低于医生和其他在医疗产业中从事更高层面工作的人。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才是唯一真正了解病人，并尽最大努力为此奔走呼号的人。比起“临床医生”这个称呼，我父亲更喜欢“医生”这个词，因为后者显得更直接，永远不会让他与自己需要照顾的病人之间显得太过疏离。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永远忠诚、时刻警醒的朱莉娅和西尔维娅就成了父亲实际意义上的临床医生。她们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她们会十分专业地向露辛达提出各种疑问；其次，通过密切观察父亲的情况，她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派访视护士到公寓替他检查身体。

然而，这一切仍是后话。说服自己一切都尽在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掌握之中后，我正式通知疗养院，父亲将于10月10日离开。

“我们要回家了吗？”陪他在疗养院度过最后一晚后，父亲像往常很多次那样，带着些许可称为焦急，也可以说是渴望的神色，问出了这句话。

“没错，爸爸，”我应道，“这次，我们真的要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