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藏在记忆中的未来（第2/4页）

“我完全不记得你父亲对那种药过敏……”她说。

我记得，当时自己想的是：难道医生在开处方单前不先看看病人的病历吗？但我压根儿没心情追究此事。

片刻后，我踏出房间，来到走廊。一名护士站在那儿，等着跟我确认该如何处置父亲的遗体。父亲大约三年前入院治疗时，在他病床前跟我建立起深厚友谊的那名年轻医生从门口冲了过来。她二话没说，就先伸出双臂，紧紧地搂住了我。她说她正在另一层楼值班，但听说了我父亲刚刚去世的消息——我并未问她是如何得知的。这位善良、美好，其母亲和祖母也都从医的医生握着我的手，陪我走到电梯间。电梯上来后，她紧紧地捏着我的手指，保证第二天早上会给我打电话。

我下电梯到大厅，穿过车库，我似乎找不到自己把车停在哪儿了。接着，我绕过其中一根水泥柱，转到上一层，终于找到车。可以说，那是我找车找得最久的一次。我钻进车里坐了一会儿，才发动引擎。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哭不出来。

父亲去世前大约10年，即他还在疗养院时，曾写下这样一张备忘录：“除了对穿透性研究的普遍嘲笑，我们还期待更多其他描述。建议：有一部分未来藏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虽然好奇，但我们的病人或许能在回顾中受益……等我再次回顾这个半球的信息时，我希望能了解你更多。”

在第二张备忘录里，他这样写道：“最近，我遇到一个口碑很好的医生。这些材料应该对学生们的帮助很大——统计和确定最有用的评论，会对他们帮助很大。我估计很快就会开始研究这些最重要的记忆存储区。”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找机会想了很多关于记忆真实性的问题。近年来获得了重大突破的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有理由怀疑某样曾经认为自己一定记得的东西。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20世纪早期精神分析学派的众多学者中，弗洛伊德就已经发现：潜意识的力量能扭曲记忆。这种扭曲或许能帮助我们压制过去事件带来的痛苦，并为之后会经历的苦难创造出某种令人信服、实则虚假的解释。然而，近代神经科学明显通过质疑“记忆是与很多固定实体一样的存在”，大大推进了弗洛伊德的这些理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显然“存贮”在大脑的某些区域。我们回忆某事时，需要面对的唯一挑战就是如从银行账户中取款一般，从大脑的那些区域中将记忆提取出来。

今天的神经科学家们却认为，我们的记忆中没有这样一个类似银行账户或储物箱的东西等着我们从中提取记忆（或者，也可以将这个动作形容为“伸手将记忆从中拉出来”）。相反，“记忆”本身这个行为，却是存在的。在这种行为中，神经元之间的电化学活性能实现“大脑重建部分记忆”这一目的。被重建的这部分记忆虽然并不能时常起效，但偶尔还是可能精确反映以往的某段经历。

“记忆并非对过去经历的简单复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在记忆学研究领域备受尊敬的学者丹尼尔·沙克特这样写道，“相反，记忆是来自各种信息来源的零碎信息重新组合、形成某种新实体的结果。”

据他观察，这种重建行为[1]或许会受到诸多扭曲因素的影响。例如，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某段本应手到擒来的回忆，却可能一时半会儿怎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某段我们认为自己一定记得的对话，却突然忘得一干二净。用沙克特的话来说，这样的结果和记忆犯下的其他罪行，也许会扭曲我们“对某个具体事件的看法”，或从实际上延伸我们对那段经历的记忆。

大多数人在回忆我们所爱之人时，往往都会很自然地对那段记忆确信不疑。然而，在回忆过程中，我们的重构行为显然已经部分改变了那段记忆。尽管如此，这一令人赞赏的论证或许依然会让我更加勤奋地重新审视我对父亲一生的某些记忆，尤其是那些基于他的传达和母亲回顾的记忆。

幸运的是，我和他们拥有的很多记忆都有大量文件可以印证。除了父亲送到我家中保存的那些文件，我也在他们的公寓里发现了很多他还没时间加以整理的文件。

最近，我在最令人愉快的那些文件中，发现了一封维多利亚·卓别林之女、尤金·奥尼尔曾孙女——奥雷利娅·蒂埃雷——写来的信。当时，她住在纽约，即将迎来一段辉煌的舞台生涯。据信中所写，她即将与电影导演米洛斯·福曼合作。但与此同时，她也在哈莱姆附近的一个社区，以志愿者的身份照顾孩子们。她谈起教导孩子们给她带来的快乐，但也提到了因自己几乎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产生的“无用感”和“挫败感”。

如今我才发现，奥雷利娅与我的父母并非点头之交。父母在波士顿招待维多利亚那段时间里，她便常常陪伴母亲前来。

她这样写道：“曾经共进晚餐那些时光[2]，是我最快乐而有趣的记忆。从您那儿得到的关于我曾祖父的消息，对我来说真是意义非凡的无价之宝。真是非常感谢您！”

有时，我曾怀疑父母与卓别林一家及其子女的亲密友谊，是否只是我母亲对其回忆的一种夸张说法。如今，奥雷利娅这封漂亮的手写信让我愉快地发现：尽管多年前，母亲就开始用幻想自娱自乐，但她告诉朱莉娅的很多关于她跟奥雷利娅家如何亲密的故事，却并非某种掺杂了幻想因素的甜蜜混合物。

乌纳寄来的信我也读过几封。丈夫去世后，冲动之下，她曾饱含深情地写过很多信。不过，那些信通常都是快乐的，写满了跟她孩子有关的事。要是我还对母亲的记忆有所怀疑，这些信也能起到同样的反驳效果。（“杰拉尔丁刚刚生了个男孩，”她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正欢喜得仿佛站在世界之巅……家里的其他人都远离牢狱，所以生活真是非常美妙……”）

父亲诊治过的一些病人家属也会写信来，那些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肯定，或者强调。例如，我还记得他检查病人和处理复杂家庭关系的方法；而且，我偶尔也会碰到一两个曾接受过父亲治疗的人。

父亲去世后两个月，我到宾夕法尼亚一所大学给本科生做演讲。发言接近尾声时，一名50出头（也有可能年纪更大些）的女士完成了自我介绍后，告诉我她的工作就是帮助问题儿童和残疾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