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到世界的心跳” 与魏天真(1)的对话之一(第2/5页)
问:您写了一群知识分子,孙良教授、华林教授、吴之刚教授、侯后毅和他的弟子、费边和他的朋友,等等。这些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群有专业(职业)的谋生者。因为要谋生,就免不了蝇营狗苟;因为有专业,他们总能为自己找到说辞,使他们蝇营狗苟的显得不一般。这些形象如此真实,切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因此更让人感到绝望。请您谈谈刻画这些形象的意图,您对知识分子还有所期待吗?
答:我熟悉校园生活,熟悉知识分子的知与行,我写他们有如写自己。有很多人看到了我对他们的嘲讽,其实,如果说有嘲讽,那嘲讽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我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嘲讽,其中包含了我的祈祷。我相信,就对生活的复杂性的感受而言,知识分子肯定是最敏感的。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神经,是文化灵敏的触角。我喜欢“复杂性”这个词,我喜欢描述复杂的生活,复杂的感受。写知识分子,刚好可以满足我这个愿望,可以表达我对写作的理解。
问:您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葛任是您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吗?
答:说到《花腔》中的葛任,我想,他确实是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葛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和现实处境,在今天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葛任的选择,即使在今天也是罕见的,或许是更为罕见的。关于葛任,我写过一篇短文,里面写到我对葛任的敬意,以及我的感激之情。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矫情。哦,你自己先塑造了一个人物,然后你再对他表示感激,这叫什么事啊?但我确实非常感激这样一个人物,我不认为我这样说是在耍花腔。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很难受。不是因为写不下去,而是因为这个人物要面对那么多的困境,这让我心中不忍。是这个人物鼓励着我,让我得以写下去。我相信,很多读者都能从葛任的经历中,看到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种种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
问:我非常理解您对葛任的敬意和感激,虽然我的理解可能与您不一致——我还没有读到您说的短文。我还想说,我读《花腔》的时候,除了敬意和感激,还体验到一种怜惜之情,那是我一次次读到葛任的“羞涩”时,您书中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谈及他的“羞涩”。并且,从许多我敬重的或喜爱的人物身上,也会看到“羞涩”,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羞涩已经太罕见了,偶一闪现就格外耀眼?
答:写葛任的“羞涩”时,我记得我写过一句话,说那是“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正是因为无法准确说出我所理解的“羞涩”,我才用到了“秘密之花”这个词,一个有生造嫌疑的词。
有童心的人,才会有羞涩。这样的人内心善良,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假言,不修饰,看到别人违愿,也会感到羞涩。这样的一个人,充满着对细微差别的感知和兴趣,并有着苦涩的柔情。对这样的人来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和世界息息相通。学识、阅历和情怀,使得他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永远像是男女的初恋,但又比那种初恋深邃。在文学作品中要写出这样一个人,难度很大。写“假丑恶”很容易的,写“真善美”就很难了,写“羞涩”就更难了。
问:太美了!“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我记得是借一个法国人之口说的。我当时颇费思量,转念一想,我不能理解的言辞,也许人家老外正稀松平常呢。这句话就沉淀在记忆中了,是一种别致的印象。我在解读《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时候,大量借助《老子》的观念及相关阐述。我感到大作所描绘的生活现实和人物形象都是老子思想的反面例证,和魏天无谈及此,他说您曾称自己为“掺水的老子”,这或许是一句戏言,但我还是想请您谈谈。
答:那本是一句笑谈。别人说,你也叫“李耳”?我就说我是加了“三点水”的,有很多水分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所写的乡村生活,可能跟迄今所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乡土生活不同。我并不是要故意如此,首先还是因为现实如此。老子的理想国从来没有实现过,以后也不会实现。从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描述现实生活的小说,都与老子的理想相悖。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某种现代的——干脆一点说——,是西方的,那样一种制度化的设计,与中国乡村的古老现实,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一种意外的果实。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但那种果实既不在淮南,也不在淮北,而是长在河心的那个荒岛上,所以它非橘非枳。既然是在河心,它就要经受洪水的反复冲击,忍受河流的污染。它自己很难受,却还得忍受观光客的嘲弄。这样一种现实,在我试图描述中国乡土的时候,非常顽强地要从字里行间凸现出来,它要说话,要发出声音。
只要到现在的乡村走一走,任何人都会发现,它与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已经有了很多很多变化。沈从文的湘西只存在于旅游画报。我必须写出这种变化。你知道,很多乡土小说,喜欢去写所谓的永恒的人性,这个去写人性恶,那个去写人性善。有个朋友告诉我,写人性善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人性善,可以获国内的奖;写人性恶的,当然是中国人的人性恶,可以获国外的奖。我一想,哈,好像还真的是这样。但我不喜欢这样写。我喜欢写出文化上的复杂性,喜欢去探究复杂语境中人的存在状态。
问:这番话真的让我开窍,所以还想问一下,是否有这样的时候,面对某一生活事件或者现实情景,你觉得所感悟到的复杂性比所能说的出的复杂性更复杂,你通常都有十足的信心传达出来吗?一般地说,你在写作中对“读者”有过设想吗?
答:我所能写出的,只能是我感受到的一小部分,我无法做到“指哪打哪”、“意到笔到”,我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意念和现实之间,那条鸿沟永远存在。这其实是所有写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包括卡夫卡,包括曹雪芹,不然《城堡》和《红楼梦》也不会写不完。也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写不出来的。
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你一定要尽力“说出说不出来的”,“写出写不出来的”。你已经写出来的那一部分,要能够让别人感觉到,你确实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写出来。甚至可以这么说,你已经写出来的这一部分,它的意义就在于显露出没有写出来的那一部分。那是个巨大的存在,它不可言说。你的言说的意义,就是让人知道还有些东西不可言说。但是,那个不可言说的东西,只有通过你的言说,才能够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