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第10/15页）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惟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〇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一九三五年锺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一同出国㉘，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不及写信通知家里，立即收拾行李动身。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活儿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

六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币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于尽。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濛濛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联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别处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