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第2/15页）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些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咈哧咈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①冯自由《革命逸史》也说起《译书汇编》②：“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③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④，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⑤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⑥和《中华民国史》⑦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〇〇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〇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⑧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不知有何确实的凭据。

我父亲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科卒业⑨，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院译书⑩。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〇三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〇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⑪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〇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惟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⑫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听说我父亲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〇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簿，他一九〇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〇七年七月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令下，潜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