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十章 论书籍（第3/4页）

我最爱读的两部书，还有大普林尼和类似的著作，都是没有什么“注意啦”的。这些书是写给心中有数的人看的，或者，就是有“注意啦”，也是言之有物，可以独立成篇。

我也喜读西塞罗的《给阿提库斯的信札》，这部书不但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史实，还更多地记述他的个人脾性。因为，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的灵魂和天真的判断，历来十分好奇。通过他们传世的著作，他们在人间舞台上的表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作为，但是不能洞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

我不止千百次地遗憾，布鲁图论述美德的那本书已经失传：因为从行动家那里学习理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说教与说教者是两回事，我既喜欢在普鲁塔克写的书里，也喜欢在布鲁图写的书里去看布鲁图。我要知道布鲁图在阵前对士兵的讲话，然而更愿详细知道他大战前在营帐里跟知心朋友的对白，我要知道他在论坛和议院里的发言，更愿知道他在书房和卧室里的谈话。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大家的看法，除了他学问渊博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他是个好公民，天性随和，像他那么一个爱开玩笑的胖子，大凡都是这样。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贪图享受，野心虚荣；他敢于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写诗拙劣算不得是一个大缺陷，但是他居然如此缺乏判断力，毫不觉察这些劣诗对他的英名有多大的损害。

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我相信今后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小西塞罗只有名字和父亲相像。他当亚细亚总司令时，一天他看到他的桌上有好几个陌生人，其中有塞斯蒂厄斯，坐在下席，那时大户人家设宴，常有人潜入坐上那个位子，小西塞罗问他的仆人这人是谁，仆人把名字告诉了他。但是小西塞罗像个心不在焉的人，忘了人家回答他的话，后来又问了两三回；那名仆人，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遍感到烦了，特别提到一件事让他好好记住那个人，他说：“他就是人家跟您说过的塞斯蒂厄斯，他认为令尊的辩才跟他相比算不了什么”。小西塞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把可怜的塞斯蒂厄斯逮住，当众痛殴了一顿，真是一个不懂礼节的主人。

就是那些认为他的辩才盖世无双的人中间，也有人不忘指出他的演说辞中的错误；像他的朋友伟大的布鲁图说的，这是“关节上有病的”辩才。跟他同一世纪的演说家也指出，他令人费解地在每个段落末了使用长句子，还不厌其烦地频频使用这些字：“好像是”。

我喜欢句子节拍稍快，长短交替，抑扬有致。他偶尔也把音节重新随意组合，但是不多。我身边响起这个句子：“对我来说，我宁愿老了不久留而不愿未老先衰[6]。”

历史学家的作品我读来更加顺心；他们叙述有趣，深思熟虑，一般来说，我要了解的人物，在历史书中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生动、更完整，他们的性格思想粗勒细勾，各具形状；面对威胁和意外时，内心活动复杂多变。研究事件的缘由更重于研究事件的发展，着意内心更多于着意外因的传记历史学家，最符合我的兴趣，这说明为什么普鲁塔克从各方面来说是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家。

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十来个戴奥吉尼兹·莱蒂厄斯这类人物，或者他这类人物没有被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因为我对这些人世贤哲的命运和生活感兴趣，不亚于对他们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想。

研究这类历史时，应该不加区别地翻阅各种作品，古代的，现代的，文字拙劣的，语言纯正的，都要读，从中获得作者从各种角度对待的史实。但是我觉得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是凯撒，不但从历史科学来说，就是从他这个人物来说，也是一个完美的典型，超出其他人之上，包括萨卢斯特在内。

当然，我阅读凯撒时，比阅读一般人的著作怀着更多的敬意和钦慕，有时对他的行动和彪炳千古的奇迹，有时对他纯洁优美、无与伦比的文笔肃然起敬。如西塞罗说的，不但其他所有历史学家，可能还包括西塞罗本人，也难出其右。凯撒谈到他的敌人时所作的评论诚恳之极；若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话，那是他除了对自己的罪恶事业和见不得人的野心文过饰非以外，就是对自己本身也讳莫如深。因为，他若只做了我们在他的书上读到的那点事情，他就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重大事件。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要不是非常纯朴，就是非常杰出。纯朴的历史学家决不会掺入自己的观点，只会细心把搜集的资料罗列汇总，既不选择，也不剔除，实心实意一切照收，全凭我们对事物的真相作全面的判断。这样的历史学家有善良的让·弗尔瓦萨尔，他写史时态度诚恳纯真，哪一条史料失实，只要有人指出，他毫不在乎承认和更正。他甚至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道听途说也照录不误。这是赤裸裸、不成型的历史材料，每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领会各取所需。

杰出的历史学家有能力选择值得知道的事，从两份史料中辨别哪一份更为真实，从亲王所处的地位和他们的脾性，对他们的意图作出结论，并让他们说出适当的话。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我们接受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只是极少数历史学家才享有的权威。在这两类历史学家之间还有人（那样的人占多数）只会给我们误事；他们什么都要给我们包办代替，他们擅自订立评论的原则，从而要历史去迁就自己的想象；因为自从评论向一边倾斜，后人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企图选择应该知道的事物，经常隐瞒更说明问题的某句话、某件私事；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作为怪事删除，把自己无法用流畅的拉丁语或法语表达的东西也尽可能抹掉。他们尽可以大胆施展自己的雄辩和文才，他们尽可以妄下断言，但是他们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些未经删节和窜改的东西，容许我们在他们之后加以评论；也就是说他们要原封不动地保留历史事实。

尤其在这几个世纪，经常是一些平庸之辈，仅仅是会舞文弄墨而被选中编写历史，仿佛我们从历史中要学的是写文章！他们也有道理，既然他们是为这件事而被雇用的，出卖的是他们的嘴皮子，主要也操心在那个方面了。所以他们在城市的十字路口听来的流言蜚语，用几句漂亮的话就可以串联成一篇美文。

好的历史书都是那些亲身指挥，或者亲身参加指挥，或者亲身参加过类似事件的人编写的。这样的历史书几乎都出自希腊人和罗马人之手。因为许多目击者编写同一个题材（就像现时代不乏有气魄有才华的人），若有失实也不会太严重，或者本来就是一件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