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第2/3页）

三

艾飞尔铁塔是巴黎桂冠上的宝石。

当年，起劲咒骂铁塔肆无忌惮地破坏了花都的宁静，使巴黎失去古色古香的人，为数不少，其中也有曾经像艾飞尔一样给祖国带来过光荣的人，并非都是落后愚蠢的角色：

保罗·马里·魏尔仑说：“宁可每天绕一个大弯儿，也要避开那个不伦不类、丑陋可怕的魔王！因为只要看他一眼，整夜就会恶梦联翩！”

莫泊桑说：“这一大堆丑恶不堪的骸骨，真令人神思恍惚，惶然无措。我将被迫逃出巴黎，远遁异乡了。”

余思曼说：“这简直是在荒山榛莽之中，愚味无知的野人自作聪明，堆砌出来的一座圣母院！”

布鲁瓦说：“我爱巴黎这片智者的天地，如今却不幸地被一根坚甲利兵的灯杆儿威胁着。从八十公里之外的山坡上向它远望，它给你的形象正如沉船顶上一盏绝望的桅灯！”

人们常常对科学、艺术创造出来的奇迹感到震惊，但对创造奇迹本身的人，却并不尊重！而愚蠢的独裁者、残忍的野心家，还总想践踏他们。从孔子、老子、墨子到孙中山，以至黎明前死去不曾看到日出的先烈们，从古希腊哲学家直到巴黎公社的许多英雄，还有死在巴士底和西伯利亚的志士们，都是为了人类的尊严，而生前遭受迫害的！

铁塔反映出的思想在于：无论宇宙多么伟大，但是人类比这一切更伟大。他要主宰客观世界！

就在离铁塔不太遥远的地方，毕加索正在创作。他的作品有很多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必一一顶礼膜拜。要做艺术世界的主人，这是他创造力的源泉之一。

他的素描好，但马蒂斯、特朗、马约尔、布尔德尔、列宾、珂勒惠支，并不比他差！

他同情劳动人民，麦绥莱勒、凡·高对底层人民的不幸，所表现出的人道，比他更强烈。

有些阶段，他的色彩很热烈，但德国表现主义画家的色彩比他更热烈。

毕加索对于不懂艺术、自作风雅的画商很有研究，看透了这群俗物全身铜臭，没有艺术细胞。毕加索出身贫苦，养成穷人的傲气，他采用猫玩老鼠似的感情来逗他们，来找愉快。多少绘画天才死在这些画商手中？多少草包偶像被当做摇钱树而吹捧起来？玩弄这些大老板，使毕加索有一种报复的愉快。这种愉快，会有助于他的创造。

越是不懂越要装行家，越肯出钱。严肃的好画，被他们嗤之以鼻；他们对塞尚、凡·高、高更和许多天才，可有半点儿慈悲？

毕加索的伟大在于不凝固，即使变失败了，失败的是作品，不是求变的精神！

文辉问过我绘画不可能是纯理智的活动，毕加索的画，表现出一位大艺术家在现代工业所形成的生活节奏面前，有扩张自己主宰客观的一面；也有感到震惊和彷徨的一面。二者交替着，交织着，混合着。在他身上，艾飞尔和莫泊桑的感情又交战，又含笑碰杯。他可以接受蒙田的散文，维吉尔的诗，塞万提斯亦庄亦谐的高级艺术。而他不可能像罗曼·罗兰那样懂得陶渊明，也永远出现不了梁楷、倪云林、青藤、八大等笔下的趣味。毕加索在本世纪的画坛上，不会有人比他影响更大，但决不是没有比他画得更好的作品。艺术不是数学，每件作品都能在天下数第一的人是不存在的。对毕加索也会有恰如其分的评价，那是对一件件作品的具体分析，并不是盲目地骂和捧。这话对么？”

我回答说还是让时间来回答你吧。锐利不等于老练。”

四

《茶花女》这部小说在历史上的功绩没有人怀疑。爱和美的毁灭，揭露了社会的冷酷无情；贵族楚楚衣冠裹不住丑恶的灵魂；那种自私、伪善、虚假的同情，这一切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喊出了青年们对纯真爱情的渴望，这种婚姻自主、摆脱门第规念，同小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向往自由的呼声相一致。

艺术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不可能仅仅是生理学范畴内的现象，总要织进更多社会生活，才能唤起更多读者的共鸣。

《茶花女》占领了舞台，千千万万观众为多情美丽而又善良的女主人公流泪，其中也有再创造的功劳。

《卡门》这本小说，在艺术上比小仲马成熟。梅里美依靠这二十几个中短篇小说，能和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等巨人分享文学史上的光荣。梅里美被卢那卡尔斯基称为“停滞期的天才”，也是艺术银河中的巨星。

猎奇、传奇的作品，易于趋时，难以获得永久的传诵。卡门发掘出一个民族的灵魂，她对情感的忠实，超过对生命的重视。说爱就爱，说不爱，宁死不低头，从不虚伪。作家的调色板上，带着爱与同情，他把任性、顽强、泼辣的野性所代表的原始之美，与洞悉黑暗王国一切关节的老练、狡狯，揉在一起，调成难以描摹的复色。他显然认为这位唯情至上的吉普赛女人，比沙龙里的贵夫人、腰缠万贯的老板娘更有人情味。由于和封建势力冲突的结果，卡门的灭亡变成必然的命运。顺便说一句：卡门这样任性的人，在任何社会都不能适应。任性、唯情，都能使人丧失理智，而变成盲目性。这是很危险的。

由于艺术手段高超，尽管你走遍欧洲也不会碰到卡门女士，但看了小说和歌剧，你能感到真实，这就是本领。

这两本小说出世之后，都遭受过攻击。说《茶花女》不该选妓女当主角，伤风败俗，甚至攻击小仲马和神女有往来之类的谣言更多。说梅里美不该写吉普赛女人，又是走私，又是情杀，诲淫诲盗等等，无奇不有。

我要提到这二位作家，不是因为他们写出过作品，而是因为他们打击过库尔贝。

历史现象，就这么错综复杂。

一八四九年，库尔贝才三十岁，展出《奥南午餐后的休息》，画上有一个人在拉小提琴，库尔贝父子和另一抽烟斗的客人围桌而坐，桌下猎狗一只，题材也是老的，并无大逆不道之处。七十岁的安格尔一看，居然大叫道：“太不可救药！没有构图和素描.全是夸张，等于打油诗！这小伙子就长着双眼，……要创造比现实还现实、不可能存在的真实。从艺术角度看，绝对一文不值。这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榜样极有危险性……”。

安格尔的判决，招来大批盲从者对库尔贝的嘲笑。这些嘲笑者之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库尔贝，却给库尔贝带来很大痛苦。浪漫主义巨头德拉克洛瓦出来打抱不平，主持公道，称赞库尔贝是“真正的革新家！……”。

一八五五年，世界博览会召开于巴黎，库尔贝力作《石工》、《奥南的葬礼》都落选。画家一气之下，在靠近会场入口的左边，租了一间房子，举办个人画展。会标是“写实主义者库尔贝”。据说西方举办个人画展是他开的先例。于是喝彩与谩骂同时都来了。学院派的守旧分子，怎能允许这样的挑战？德拉克洛瓦看了画展，对《奥南的葬礼》和《画室》写过佳评，表示了公正态度。遗憾的是，公正的人也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