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第2/3页)
“是儿不死,是财不散。你放一百个心。一定找得到。包在大先生身上。”当她在毛厕里呜呜咽咽哭的时候,家里人就这样劝慰她。
平日和她走动的就是她的那个女儿,十二岁的那个童养媳。那小姑娘不是倒毛眼,样子倒伶俐。也许是她为小儿子死,大儿子逃,因此伤了心,把一肚子做娘的慈爱弄得没处摆放,就全都拿来放到这个女儿身上来。三天两天的去看她,不时问母亲要点穿的吃的拿去送给她。这一下可害苦了女儿!乡间做童养媳的,那个把她当人看待?这几年庄稼人家,饭也没法吃得饱,都挣命抵死的熬日子,你只顾发泄你的母亲之爱,把女儿这样金枝玉叶的看待起来,那女儿怎么能安心把童养媳做下去,做到头?于是婆家不愿意了。说养媳妇被娘娇惯得不成体统了:成天在家里不肯做事,不肯吃苦,没碰上就要扁着嘴唇哭。有几次那小姑娘就真偷偷摸摸逃到娘身边来,扯着娘衣裳角,死也不肯再回婆家去。婆家来人说养媳妇不要了,还了你罢。你这位千金小姐我们这样人家配不上。刚好这两年我们一家也是九苦九难的熬日子,熬也没法熬得过,少一张嘴吃饭,我们巴不能够的。”秦嫂子急坏了,挺起两只枯涩的倒毛眼,十把鼻涕九把泪。大家帮着说说好话,才把女儿送回了婆家。婆家当着娘的面,把那小养媳妇吊在桑树上整了家法,答应从此母女不再走动。这是去年在家我眼见的事。
去年我由家动身时,她又新制了两双鞋(连同以前的四双了),亲眼守着我放到我的箱子里。叫我告诉她儿子,说娘在东家十分好,叫他放心,说娘已替他积下点钱,三五年后积多了,就可以给他娶媳妇。我自然只好满口答允。但的确有点嫌那四双鞋子累赘,偷偷地要把它除下来,不知怎么她看见了,忽然要对我下跪。哭哭啼啼的求我,说这次一定能找到,说算命先生给他掏了课是个“流连”课。“流连,流连,就在眼前。”说一定找得到。……
秦嫂子的死,要是把她的一生遭遇当作故事看,那似乎结束得太突兀。说是这样子的:秋天时候女儿的婆家因为年成不好,交不全田东家的田租,公公被押到区公所里,大伯子得了伤寒病。田塍上有黄豆没收割,不得不叫十二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小女婿去看守。秦嫂子晓得了,心疼两个孩子会害怕,每夜偷偷地去和女儿女婿作伴。一夜,两个孩子睡着了,田塍上悉悉索索地有响动。她只当是只偷黄豆的小野兽,就把衣裰里预备的石头掷过去,“咄啊!咄啊!”地赶。不想那小野兽一点也不怕,反倒越走越近。忽然,那野兽说话了:“娘的:干你的事!是你的豆!……”
她这才晓得不是野兽,而是一个贼,一个深悉底细的贼!她晓得不好了,忙着推醒了两个孩子,三个人尖着嗓子叫喊起来。在平时,只要一叫喊,家里的男子或是别家田塍上看守黄豆的人自然都一涌而至,那贼也就给捉住,或是吓跑了。然而这时候却叫天不应,呼地不理。那贼肆无忌惮地自管自一把把拔黄豆,而且骂着。她怕黄豆给偷了,女儿会背累,一时情急,不顾死活地撞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个大胆的贼。两个人扭做一团打起来。等到两个孩子敲开邻舍的门,喊了人来时,秦嫂子倒在田塍里,有一口没一口的喘着气;那个贼已经无影无踪了。
秦嫂子是被石头打坏了。头部和胸口满是伤。而胸口受伤更甚。一口一口的吐着鲜血。家里替她请医生来开方子,吃了“阿胶”,又用“七厘散”“万应锭”搽服,都无效。挨了五六天就死了。说临死的时候还扳着指头计算我回家的日期,说这次我回来,她儿子准有下落了。
三驼子
现在代替秦嫂子的位置的是一个年青的伙计。驼曲的背脊,矮小的身材,脸色虽然也很黝黑,如一般做粗事的人差不多;但眉目却颇清秀。大约是排行第三吧,大家都喊他三驼子。
他说话的时候,慢声吞气的,像卖弄似的不时夹些斯文字眼在里面。我很奇怪,心想这个新伙计一定不是做粗事的出身。我问他说:“你从前做什么的?”
他立刻脸红了,把手指在桌面上捺动着,忸怩起来。半响,才说:“我从前是做生意的。”
家里人一半正经,一半打趣地说道:“别看三驼子!三驼子现在是落了难,他从前是个斯文先生呢!——就是现在,还常常躲到你书房里偷书看。”又说,“他说他认识你。”
我却想不起几时认识他。我问:“你怎么认识我?”
三驼子含着满脸凄凉的笑;忸怩的说:“大先生想是忘记了 :去年五月里大先生回府,歇在敝村那个茶棚里打尖。我在茶棚旁边一个三亩田里筑田堰。……”
他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去年放暑假回家,我在离家十里路的枫林渡茶棚里休息。茶棚临着一片田亩。那时田塍上有个汉子在伛倭着背脊筑田堰。我无聊地靠在杉木栏边看着他。他一锹一锹地在田沟里掘着烂泥,手法十分笨拙,样子很是吃力。一顶阔边旧麦秆帽遮去他的脸的全部。但是我看得见他的脚:那双脚一只浸在田水里,一只跨在岸上,大趾和二趾紧紧搭拢在一起,腿肚又瘦弱,又苍白。这样一双脚腿摆在这田里,不知怎么就显得十分不顺眼。我无聊地随口问他说:
“你老哥不是种田的吧?”
那汉子把脸背着我,站直身肢抹一抹额上的汗,低声回答道:
“我是没法,先生。”
当时我找他谈了许多话。他只是很简单的回答我,脸老是不肯朝我看。他告诉我他原是做布店的,在那布店里做完学徒后,管了五年账。现在失业三年了。在家里赶了一年牲口,此刻又租了几亩田耕种。并远远指着北头山坡下的一块繁茂的桑树林,说那块桑树地是他自己的产业。在往年,或是自己养蚕,或是把桑叶卖给人家,很有一笔进款。这连着几年,这块桑地却变得一文钱都不值。那些密密丛丛的肥大的桑叶只好连枝丫剪下来,晒干了,当柴火烧。把桑树砍掉,种别的东西呢,心里又不忍。因之比如猴子拿了块姜,吃也吃不得,丢又丢不得。他说他有娘有老子,两个弟弟,四个孩子,连同妻和自己一家有十张吃饭的嘴。
这个人的印象留在我脑子里,十分深刻。因为在我们家乡,店伙失了业,为生活所迫,降而为农人或他种苦力的虽然非常多;但是比较上级一点的,如司账大朝俸之类,则因平时摆惯了体面的架子,过惯了上等的生活,离开店后,一则碍于身分,二则限于体力,事实上却没法改行当。差不多九十九是变卖祖上遗留的一点产业过活,寄生在娘和妻的身上过活。等到很少一点产业顷刻之间廉价卖完了,娘和妻也再担负不起了的时候,自己就已慢慢变成地痞流氓或乞丐了。如今这个人显然是个上等店员,可是却跌得下身分,吃得苦,马上租了田耕种,真叫我有点诧异。那次回家后,我把这事当做一件新奇的事似的谈给我的朋友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