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乾（第2/3页）

副刊拉不到好稿子——即使拉到，也不引人注目。一个杂志编者象是在盖楼房，砖瓦砌好，即刻便成为一座大厦。那成绩本身便是一份愉快的报偿。但一个副刊编者修的却是马路。一年到头没法停歇，可永远也看不到一点成绩。这原因，主要是文章无法集中，因而也无法显出系统，例如《文艺》每年年初的清算文章，今年二月间来自敌后方及延安的文章，前年的书评讨论，如果放在一道，足可给读者一个印象了。但散登出来，只有令人不耐烦。这短处是先天注定的。在中国报纸不能发展到象《泰晤士报》那样另出《文艺附册》之前，副刊一日附在报纸上，一日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副刊拉不到好文章，拉到手也容纳不了。《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立刻轰动全国。但如拿到副刊上，每天登个一千八百，所有它的剧力必为空间时间的隔离拆光。在这悬殊的情形下，一个副刊编者拉稿时，已怀着一份先天的自卑感。为了整个文坛，为了作品本身，也不宜只顾为自己的刊物增加光采。我曾多次把到手的好文章转送给编杂志的朋友。

本刊这些年便在这种平凡中存在下来。我们没有别的可夸耀的，只是安于寂寞，安于自己的平凡，从不在名稿或时髦文章上与人竞争。我们了解副刊占不了文坛的上席，但也从未忽视其应尽的职责。它是一道桥梁，它应该拱起腰身，让未长成或还未把握住自信力的作家们跨过去。今后，这个刊物大约也不会有什么雄图，它将继续驮载作品。寂寞地，忍劳忍怨地。

（3）《文艺》传统

在移交的前夕，我曾严肃地反躬自问：我可曾利用刊物中伤过谁没有？那是我最想避免的。为了这个，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我们的书评政策一向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场，也不攻击。而且，所有杨、沈及我自己的书，都一概不评。刊物承各方厚爱，稿件是始终充裕的。（不然我也永没有远处旅行的可能！）譬如最近我去滇缅前，竟从容地发了二十万字，而存稿还未发光。在这情形下，编者对自己有一约束，即永不用自己的东西占刊物地位。四年来，只要不发生“文责”干系，我尽量用编者的名字填空白，且从不曾领过一文稿费。一切全往“非个人”的方向去做。除应得的薪金外，不利用职业便利窃取名利。也就是这点操守，使许多文章被积压下来的朋友们始终容忍体谅。

由报纸的生意来说，不登杂文，注意作品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所幸《文艺》创刊以来，本报社长胡政之先生几次嘱咐我说：“我们并不靠这副刊卖报，你也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只要从长远上，我们能对中国文化有一点点作用，那就够了。”于是，几年来在报馆的宽容和支援下，这刊物很安分地拱成一座小小的桥梁。时常遇到时兴的东西它反躲闪开。它不势利，然而也从不持提拔的态度。它尽力与作者读者间保持密切联络，但教训式的文章却不大登。战争爆发以来，许多当日一向为本刊写稿的作者们很快地跑到陕北，跑到前线去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坛今日最英勇的，明日最有成就的作家。我们绝无意自诩他们是本刊的。不，他们是全中国文坛的；不过有一段时间，他们曾走在这座桥上罢了。

正如我们对作品不存歧视，本刊稿费容许因预算或汇水关系，偶有出入，但有一个传统的原则：它必须“一律”。读过那本文人书信集的朋友们当明白十年前文坛的“稿费黑幕”怎样龊龊，进而也明白近年来上海出版界“稿费划一，按页计算”这一技术上的改良对文坛有着怎样的好处。第一，势利的编者再不能借着剥削新人来侍奉文坛元老了。第二，文章至少象一般劳力一样，可以光荣而公允地得到它低微促是平等的报偿。第三，更重要的，精神上，这改良给开始写作的人自信力不少。一个较小的数目后面往往隐着的是一双白眼，一种不应持有的藐视。

必须声明的一点是：本刊编者一向不经手稿费。我的责任是，每月底将所登各文，按字结算，逐条开单，由会计科汇付。且因编者时常出门，从不代领，代转，或代购书物。自七七事变以来，本报积存未付的稿费数目确已不少，然而原因都不出地址不明（如渝市在轰炸后）或汇兑不通（如战地）。所有这些稿费，全部暂存本馆会计科，作者可以随时声明补领。

（4）书评是怎样失败的

自从我发现副刊在创作上不能与杂志竞争，而又不甘走杂文的路时，我就决定《文艺》必须奔向一个对读书界可能有重大贡献的路：书评——一种比广告要客观公允，比作品评论浅显实用的文字；由于“日刊”出版的迅速，在时间性上一个杂志是竞争不过报纸的。战前，为建立一个书评网，我费了不少力气。读者或还记得刘西渭、常风、杨刚、宗珏、李影心、陈蓝诸先生的名字吧！我们曾尽力不放过一本好书，也尽力不由出版家那里接受一本赠书：每隔两三天，我必往四马路巡礼一番，并把拣购抱回的，一一分寄给评者。

这方面我承认我并未成功。第一，战事：交通线的阻断，出版物的稀少，书评家的流散，拆毁了这个脆弱的网。同时，书评在重人情的中国并不是件容易推行的工作。这简直是整个民族性的问题。率直，反省，挑错，在我们血液里是缺少的。书评最大的障碍是人事关系。一个同时想兼登创作与批评的刊物，无异是作茧自缚。批评了一位脾气坏的作家，在稿源上即多了一重封锁。

这困难一如本报以前举办的“文艺奖金”。也正如那个，是不能因噎废食的。这只文化的筛子必须继续与创作并存，文坛才有进步。本刊在这方面虽未成功，却也不准备知难而退。

（5）综合版

我时常怀疑，在文艺期刊多于任何期刊的中国，难道报纸的副刊还应偏重文艺吗？一个专业杂志自有其特定的读者。但一个报纸的读者却没那样单纯，他们需要的知识必须是多方面的，但使用的须得是比新闻轻松些的文笔。如果报纸也是社会教育工具之一，应不应该把副刊内容的范围尽量扩大些呢？

“综合版”便是在这疑问下动手尝试的。我想做到的是《纽约时报副刊》那样庞杂、合时，而富教育价值的读物。如果做得好，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专家肯动手写点大众化的东西，它的前途必是无限的。然而截至现在，“综含版”距这理想尚远得望不到影子。这原因，一方面是编者无能，同时，也许我们的学者只能或只肯写“学术论文”，而笔下轻松的作者，在学识上怕也一样轻松。这是一个矛盾。但我们不信那是注定的。愿这一版在杨刚先生的看护下，茁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