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辉（第2/3页）

一次，我收到他寄来的《随想录》，现在我仍能记得当时的心情。看着他的签名，我想象千里之外的他如何颤巍巍地拿着钢笔的样子。那一瞬间，我的思绪飞得很远。这样虚弱的老人，这样发颤的手，却写出了几乎可以令许多人汗颜的巨作。我很珍爱地一页页翻开它，感到跳跃在字里行间的形象，不是一位老人，而是当年那个对生活对社会对理想充满热情的年轻的李芾甘。是的，他没有老，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依然那么强烈，他的思想依然年轻依然充满活力。这时，我更多的是将他视为一个思想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极其敏感的人，这种丰富和敏感，决定了他不可能具备类似于大多数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冷静甚至超然于外的态度。更何况他有那么多的忧郁，那么多的痛苦。

忧郁和痛苦，巴金给我们带来多少话题。

按照我的理解，忧郁和痛苦应该属于两种不同范畴的概念。前者是性格的，后者是精神的。前者受先天遗传童年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后者则更多的是因抽象与形象、理想与现实、接受与摈弃之间种种矛盾的碰撞而产生。或者说，忧郁是可以从文字从表情上看出来，痛苦则需要从它们的深处感觉到认识到。一个形而下，一个形而上。但是二者又是紧紧糅在一起，密不可分。没有忧郁的性格，对生活的思考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没有精神矛盾的折磨，性格也许就少去许多忧郁的阴影。对于巴金，这两者恰恰构成了他的文学生命的核心，构成了他的情感、思想的基调。

我愿意作出这样的比喻：忧郁和痛苦，是云，是火。在巴金漫长的一生中，云或火从未消失过，哪怕有时它们似乎失去了踪影。

云，永远飘动着，在他的灵魂上投下浓重的影子，使他的作品中总是一方面对未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感伤、忧虑、惶惑。云的形状随着时间消长而变幻，他的心境也随之变化。但是，如果忧郁和痛苦对于巴金只是云，那么，他留给我们的可能只是愁，是怨，是言情小说一类的感叹。

忧郁和痛苦也是火。这是永远燃烧于他的灵魂之中的火。过去人们（包括我自己）常常谈到热情是巴金心中不灭的火，有热情，才有巴金的创作，才有巴金的风格。我现在觉得，这种表述未必准确，或者说，可能只是一种着眼于外在形态的概括。不错，热情是一团火，巴金自己也一再强调他在创作时，心中总是充满着激情，而且有的作品，完全是受某时某事激发出来的热情而创作的。但是，热情这把火的燃料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热情不同于他人的热情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他的忧郁，他的痛苦。他的热情往往因忧郁和痛苦的相拥抱而产生，而发泄。热情的形态，本来就应该是千姿百态。忧郁和痛苦，未必一定是消沉冷寂，在巴金那里，恰恰形成他胸中炽烈的情感。正是这由忧郁和痛苦形成的火，使他注定不可能按照少年立下的意愿去成为理论家思想家，而是不得不受它们的驱使，将思想、将心中的矛盾、将生活赐予的一切转换成文学的形式。

巴金性格中的忧郁来自何处？父母的遗传？童年环境的影响？走入社会后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折磨？他本人并没有清晰地叙述过；另外，根据我的看法，一个作家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或性格的解剖，有时不一定准确，不一定完整。性格，与生活中呈现出的丰富多彩一样，会有许许多多的话题。在我看来，过早地失去父爱母爱，应该是巴金的忧郁产生的主要原因。年幼的他，生活在那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旧式大家庭里，种种不期而至的感觉，如孤独、寂寞、恐惧等等，会一日日一夜夜地侵袭他的心灵，走进他的梦，这种心境，这样的环境，自然会给一个开始形成的性格，蒙上了阴影。

我见过一些巴金早年的照片，特别是有两幅他和大哥尧枚和三哥尧林的合影，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两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一是 1925年，一是1929年，从照片上看，他们弟兄三个的目光给我的感觉都是忧郁的，他们的表情一点儿也没有年轻人的朝气。他们似在思考着什么。从巴金的回忆文章中，我们也能得知他的大哥和三哥的性格，和他有相似的地方。这更证明了父爱母爱的过早失去，对他们忧郁性格的影响。我不止一次地凝望过这两幅照片，写这篇文章时，我又一次将它们放在我的面前。

巴金也曾经有过没有忧郁没有痛苦的时候。五四运动在四川掀起浪潮之后，十五、六岁的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他走上街头撒传单，坐进阁楼编杂志，或者参加集会。孤独寂寞消融在年轻人的友爱之中，忧郁也被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急切愿望和热情所代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随处散发我的热情，我没有矛盾，没有痛苦。”（《片段的记录》）

没有矛盾，没有痛苦，假如真能永远如此，该是多么美好的梦！忧郁也好，痛苦也好，是不该属于一个刚刚走进社会的对信仰对未来充满浪漫情感的年轻人。可是，在我看来，没有了忧郁，没有了痛苦，一颗透明的心，一种单纯的感情，又怎能去感受丰富复杂的现实呢？

巴金后来未能像早年那样继续全身心投入政治活动，而是转而走上了文学之路。于是，他为此感到痛苦，于是，他几乎无休止地自责。自创作第一部小说《灭亡》起，他就陷入了极度矛盾的痛苦之中。理想与现实、爱与恨、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感情，等等，一对对冲突折磨着他的灵魂，他又将它们化为文学形象，他自责，抱怨，他把当一个文学家视为自己人生的一个失败。他甚至将这一切归于他的忧郁性格。1933年他便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 （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但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是我自己找寻来的。对于这我不能有什么抱怨。”（《新年试笔》）

每次见到巴金，我都会想起他对自己的这种自责，我真想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错了。你的忧郁性，你的性格并没有毁坏你的幸福。”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性格这种痛苦对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和社会意味着什么。他也没有自觉地去比较，这种痛苦与早年那种热情、单纯、幸福，哪一种更有意义。我看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他的小说，他的文字，才会那样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因为生活中，人们原本就有着各种各样精神上的痛苦。读《爱情三部曲》，读《家》，读《随想录》，不同时代的读者，都会从中找到感情的、思想的共鸣。如果说一个人的幸福不只限于个体，而是应将之置放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来理解，那么对于巴金，有那么多的人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启迪，得到安慰，也包括得到美的享受，并且因这些文字，人们而敬仰他的人格，这不就是真正的幸福吗？他没有实现成为理论家政治家的愿望，但却完成了一个文学家、一个思想者的跋涉，通过由忧郁和痛苦而升华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他未能预料到的、永恒的精神幸福，冰心所说的“他痛苦的时候也就是快乐的时候”，是否就是我所理解的这种含意呢？我没有问过她，但想必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