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奈斯库（第2/3页）

为了排遣这种致命的苦恼，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应当怎么做。要年轻些，要有情感。总之，使我恼火的不是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不活下去。

或者，要不然就回到童年的时代。

过去，有一天夜里我做过一个梦，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梦中，我到了机场。我要乘飞机到另一个机场去，它在城市的另外一边。要到那里去，不仅自己没有汽车，而且既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汽车，我得徒步去。我走过一条条通道和地道，顺着城市边上的沿河公路走着，总是沿着一条河——也许它就是塞纳河吧——和一些铁轨走着。不时，来到一个个十字路口，那里的房子高而阴暗，不过都是些死胡同。要穿过一些工厂，一些类似工厂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很匆忙，一副工作的样子。我得越过一堆堆的大桶，一堆堆奇怪的机器。它们好像是些轮转印刷机。我时而发现一条走廊，它把我引向一扇门，但当我把门打开时，却看到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堵墙。我折回来，走到了另一些门的前面，不是这些门只通向没有出口的房间，就是我又撞上了另外一堵墙。有一阵子，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我对自己说应该醒醒，不要继续做恶梦了。“人们”对我说：您没有必要醒来，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醒来仍将是那么回事。您现在应当另找一条出路，您无论如何要从头开始。确实，在攀登了一些梯子之后，我来到了一处开阔的地方。我暗自说道：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啊！这些看守者不会让我出去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向出口跑过去。因为我发现了出口，看守者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了。我奔跑着。看守们看着我，他们一动也不动，只是摇晃着胳膊。我出来了。来到了一片田野，一条大路，空间好开阔啊。我听到了有人发出了胜利的呼喊声：“尤奈斯库走上一条宽广的大道了，他走上宽广的大道了。”

我醒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我在清醒的睡意中重新推敲过的我的愿望的表示呢，抑或是某种显示？这几个星期，我就等待着答案。

我陷进了黑暗里。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些微弱的光线。如果我经过大街，如果我看着人们行走，我就觉得他们只是些影子。在我的周围，只是一些游走的幽灵。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我觉得生存是不真实的，乌有不是比生存更为实在吗？我总是期待着优美，多么漫长的期待啊。但也可以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生下来还没有那么长久嘛。只有优美可以使人觉得、使人确信世界是实在的，是具体的。我倒是觉得，日常的现实是没有实在意义的，是悬吊在虚无之中的，而只有超感觉的现实才有着丰富的内容。

是的，我溜达着，我看着这些景色，我对自己说这不是真实的，它只是些幻觉，只是些光线的痕迹，只是些随时都会解体的形态。

还有些活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请求，但是向谁请求呢？我请求让我重新得到已经去世的双亲和朋友。不久以前，我有几位朋友死得很突然，两个自杀了；第三个睡下去，就没有再醒过来。另外，我还有三位朋友得了可怕的疾病。我单独一人去过一片巨大的墓地，踯躅于陵墓之间。我是一个人吗？不，R.拉着我的手。她是有力的，勇敢的。没有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的衰弱倒使她产生了一种力量。

人们可以，人们定将把这种阴郁的气氛归因于消沉。但是，消沉是有道理的。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在自己欺骗自己，他不想这个，把它忘掉，没有意识到……除非他不大明白，除非他没有感到受着支撑，没有感到世界是被用一种超现实的神圣的柱子支撑着的。这就是优美：感到从根本上、精神上和超感觉上来说，世界是实在的和充实的。对于超感觉的现实，如果没有、或者连一半也没有意识到，那么一切就都是渐趋消失的，世界就不是物质的，就不是具体化的。

可是，这个世界既然是使人感到抑郁的，那么它就是现实的。继而，我又觉得它蒙着一层薄纱，隐约闪现着一线颤动的微光。

我的思想并非总是处在这样的状态的。但应当说，我常常是这样。不管怎么说，处在我的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深处的，是空虚。

过去我所干的一切，今天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乌有的基础之上的。爱情可能会使您活下去。但是，它会不会是一种麻醉剂呢？

当我们向人们提出比较严肃的问题，当我们真正地问到他们本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要为人人活着，那是很困难的。我碰到了M，我对他叙说，我几个朋友的死是在何等程度上使我面对了真正的现实：非现实。当他们一个个在我们身边倒下去的时候，我们怎样还能站得住呢？“应该尽量做到不要在乎这些，”他对我说。“或者，如果还有些事可干的话，那就去工作。要不然，就去画画。”这真是些令人沮丧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工作更加痛苦，还不如让自己在闷闷不乐中化为乌有呢。严肃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我反对一切的禁欲，只有这样，我对生存才能忍受。J. J.刚刚动过一次困难的手术，但他却显出异常的幸福。在等待做手术时，他想他能够有过一次生命，而且不管怎样还是生存过的，那就是很幸福的了。他曾经生活过。至于人们是否将会忘掉他，那关系不大。对他来说，曾经生活过就心满意足了……

我得去参加一次会议，同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在一起。这是一次讨论意识自由的代表大会，我要在会上发言。意识的自由？有什么用呢？今天，我对一切都已经无动于衷了。

这些老的学者，这些对文化充满兴趣、在法兰西语文学院里讨论给一个词汇下定义的学识渊博的人，可那是法国，是法国文化使他们活下去的。知识，思想，——这是一副还相当结实的骨骼。在智力上，法国有一副结实的骨骼。酒精和色情可以说是最后的屏障，它们掩盖了我的虚无。但是这些学者们，他们有文化，文化使他们活下去，他们有这个就觉得够了。他们要活下去，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不需要酒精，不需要情妇，只需要严肃的科学。这完全像修道般的。当然，还需要友谊。

自1850年至上一次战争以后，除了有几个例外，比如波德莱尔，他就害怕腐败甚过虚无，可以说在法国文学中是不“存在”死亡的。然而，佐拉是被死亡搞得不得安宁的，比如娜娜的垂危就突出地表现了萦绕在他脑际的念头。但是大家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作家。如果没有社会，那么法国文学就全是爱情的心理分析了。人们偶然地死于爱情，死于随便任何一种疾病，在战争中也不是战死的。可以说，人们过去仅仅研究死亡的社会方面，死亡是外部的。只是到了将近1945年时，死亡才开始内在化，它是不可逃避的、本质的明显事实，并非是偶然性的。普鲁斯特想到了死亡，所有大的作家都明显地想到了死亡，但是他们——普鲁斯特也是一样——只注意到生存的戏剧性的一个方面，只注意到它的豪壮的性质；如果您是一个社会主义作家的话，那还会发现它的可鄙的性质。色情和政治要明显得多，它们比死亡显得更加真实。确实，现在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搞政治的，是吃政治饭的。但是，对于死亡、历史和人类的末日的看法，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它们变成了真正的、本质的明显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