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战争与和平》，兼谈托尔斯泰的为人与信仰（第5/7页）

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属于第一批接受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很富有，是个近卫军上尉，在信仰不抗恶原则之后便辞去了军队里的职务。他是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心肠热，却生性专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爱尔蒙·莫德[13] 曾说过，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要么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要么就和他起过冲突，要么被迫逃之夭夭。一直到托尔斯泰去世，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索尼娅为他有着能够影响托尔斯泰的本领而大为恼火。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他身边很多朋友视为偏激之论，只有切尔特科夫一直鼓励他走向更远处，让他更加坚定、执着地实践自己的理想。由于过度思考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已无心管理庄园。原本每年能从庄园收入三万美元，现在却不到二千五百美元。这些钱显然无法维持家用，也不够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因此，索尼娅说服丈夫，拿到了他1881年以前所创作的全部作品的版权，想借钱开一家出版社，将作品出版发行。这件事完成得很出色，索尼娅如愿赚够了支付家中各种开销的钱。然而，将作品的版权据为己有显然违背了托尔斯泰的理念，在他看来，任何个人财产都是不道德的。与此同时，切尔特科夫一直劝说托尔斯泰放弃他在1881年以后创作作品的版权，并对外宣布它们是公共财产，可供任何人出版。这本就够索尼娅恼火的了，谁知托尔斯泰的要求更甚，他想从她那里重新要回早期作品的版权，连同后期作品的版权一并放弃，这其中包括他很有名的一些小说。索尼娅拒绝了他，因为出版作品所得的收入是自己家庭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就这样，无休止的争吵又在家中开始了。托尔斯泰夹在索尼娅和切尔特科夫之间，不得安宁。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无论哪一方说出的理由，托尔斯泰都难以否定。

1896年，托尔斯泰68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孩子们大多长大，二女儿也快要出嫁了。偏偏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52岁的索尼娅爱上了一个名叫塔纳耶夫的年轻作曲家。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无比震惊、羞愧和愤怒，他曾在写给索尼娅的一封信中说：“你和塔纳耶夫之间过分亲密的关系让我感到恶心，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容忍它。如果我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将不久于人世，我的名誉也势必受到玷污。你知道，我已经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年。我曾强忍着愤怒告诉过你这些，请求你不要继续下去。那之后，我尝试保持平静，只是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后仍然失败了。你们仍然在继续发展那种关系，而且我能想象，它将一直这样发展到头，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很明显，你不肯放弃这种关系，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分离。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只是我必须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法。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出国，我们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再让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分开，只是继续让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索尼娅仍旧难以脱离情网，狂热不休地纠缠那个作曲家，他刚开始可能也感到兴奋，但很快便厌倦了这种他无以为报、让他显得可笑的热情。索尼娅终于意识到他在故意躲避她，最后，他更是当众羞辱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没过多久，她终于认清他只是一个“厚颜无耻、精神和肉体上都粗鄙不堪”的人。这场不太体面的风流事终于到此结束。

到了这时，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不和已是人尽皆知。索尼娅为此深感痛苦，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徒们——他们也是他现在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这一边，他们公开表示对索尼娅的敌意，认为她阻碍了托尔斯泰践行他与信徒们共同的理想。然而，托尔斯泰并没有因为信仰的转变而感到任何幸福。他失去了以往的朋友，家庭中又有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妻子整天陷入争吵。他的追随者们责备他仍旧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也因此感到羞愧。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人生的第七十个年头，我全部的希望便是得到平静和安宁，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但比起生活在实际需求和道德良心的明显矛盾之中，这要好得多。”

他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得糟糕。之后的十年中，他生了很多次病，有一次严重到差点死去。在这一时期认识他的高尔基曾这样描绘过他：“他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眼睛却比以前更加有神，看人的目光也更加锐利，他的皱纹很深，蓄着一把又大又长的白胡子。”他已经是个80岁的老人了。一年过去，又是一年，他82岁。他衰老得很快，看起来将不久于人世，但夫妇俩仍然为那些无聊的争吵所苦。显然，切尔特科夫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视财产为罪恶，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买了一座庄园，这更加方便了他和托尔斯泰之间的往来。他开始催促托尔斯泰实施那个在死后向社会公开所有著作权的计划。这一行为激怒了托尔斯泰的夫人，因为这样一来托尔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划归给她的那些小说版权无疑会被剥夺。长久以来，她和切尔特科夫之间积累起来的敌意终于爆发成一场公开的争辩。除了深受切尔特科夫的影响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孩子们都站在母亲一边。虽然托尔斯泰早已把庄园分给他们，但他们仍然不想过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更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放弃版权，白白丢掉一大笔收入。面对家里人的施压，托尔斯泰仍旧执意立了一份遗嘱，宣布在他去世后，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将赠送给公众，存留的手稿也交由切尔特科夫保管，以便他向所有愿意出版他作品的人们提供方便。在这份遗嘱尚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切尔特科夫劝托尔斯泰另立了一份遗嘱。他们偷偷将公证人带进家中，为不惊扰托尔斯泰夫人，他们将书房的门紧紧锁好，就在书房里，托尔斯泰亲手把遗嘱抄了一遍。这份遗嘱中，托尔斯泰按照切尔特科夫的提议将所有作品的版权划归给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切尔特科夫后来说起这么做的理由：“我认为，托尔斯泰的夫人和子女一定不愿让一个非家庭成员继承和管理他的版权。”他说的有道理，这份遗嘱会使其他人失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这仍然没有让切尔特科夫感到十分满意，他自己又起草了一份遗嘱，在他庄园附近树林中的一个树桩上，托尔斯泰又将遗嘱抄了一遍。在这份遗嘱中，切尔特科夫得到了手稿的绝对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