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者无言（第3/4页）

一九五三年夏天，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家楼上，与周家一道楼梯相通。“带着浓浓旧时王谢人家痕迹的两户人家，以礼相待，挚诚相见，人生品味俱同，更因黄萱已为寅恪先生工作这一层而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芳邻的温馨，人情的暖意，给了陈寅恪先生有几许的欢乐。”——《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想象黄萱轻步上楼去工作，顺便端着亲手焙制的美味西式糕点，送到陈家的餐桌上；想象那傍晚时分，黄萱在自己家中，手指灵巧地织着毛衣（这也是她最擅长的啊），耳闻楼上传来陈先生的吟哦之声，不觉露出会心的微笑；想象陈先生卧病在床，黄萱为他诵读《再生缘》，略带福建乡音，愈加悦耳（至少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想象在东南区一号的草坪上，黄萱与陈先生的夫人唐晓莹一起，主持教授夫人们的义卖冷餐会。唐晓莹是前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能诗工画。她俩挽臂相依亭亭并立，相映得彰，周围的粉黛是否都一齐无颜色了？

想象终归仅是想象，我等俗而又俗的后人，只能凭借想象去构筑数十年前不可重返的场景。也许，周家与陈家均是谦谦君子相敬如宾，工作之余，互不相扰？

一九五四年夏天，任职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必须把家迁至市区竹丝村的宿舍，距陈家十公里，来回得倒两路公交车，要耗去三四个小时。这样一来，对彼此都是大难题。也是担心影响工作，柔弱的黄萱只好向陈寅恪请辞。直到今天，黄萱依然记得当时陈寅恪说的话：“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态度如此诚恳语气如此落寞，深受打动的黄萱遂又留了下来。

于是，黄萱每天早上七时起，快步赶去车站，挤两个小时汽车，九时整坐在陈先生面前开始工作。工作结束后已过中午一点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家。早餐是来不及吃的，就在陈家订了一份牛奶。午餐有时也会在陈家留用。虽然黄萱比陈寅恪小二十岁，陈寅恪还是要求家中的孩子们都称她伯母。这样的礼仪周到与尊重体贴，也让黄萱铭谢在心。

刚开始工作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十三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

谈到陈寅恪这位旷世奇才的学问，黄萱充满敬仰之情。陈先生的记忆力惊人，能清楚地记得哪段史料出自哪本书哪一页。偶尔记不太清楚了，就让黄萱帮忙查阅，可黄萱只要读上前后几句，陈老就能批出所需资料的具体出处。

黄萱为陈寅恪工作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陈先生完成了《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重要著作，累计近百万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关于金钱，有些可笑的传说。我们曾经读到以讹传讹的一段资料：一九六九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两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萱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

很可能，这是所谓“清查小组”编造出来的赫赫战果之一。黄萱临终前对前来探视的陆健东先生提出的要求，就是请他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再版时，务必更正修改这一段。因为，周菡说：这段杜撰太没意思了，金钱对于黄萱，哪有催人落泪之功效？

“文革”风暴初起，黄萱立即把存在自己名下一大笔存款，全数交到中大历史系，并在尚未大乱之时换得一纸收条，以至这些大部为国外亲人寄存的金钱，最后得以完璧归赵。至于大户人家女眷们视之如命的首饰珠宝，解放初，黄萱就主动将它们全部低价卖给国家支援建设去了，日后冲进门来抄家的野蛮家伙们一无所获。

都以为金钱对于黄萱，从来不是问题，其实不然。周寿恺受难之时，一位厦门老友在广州结婚，黄萱因囊中羞涩未能买个小礼物而怏怏不乐，遂翻箱倒柜找出一条全新的桌布，居然喜形于色！周寿恺去世，老保姆不肯再留，为了补发欠她的工资，筹足她返乡的路费，黄萱忍痛卖掉名牌钢琴，仅得二三百元。晚年她在鼓浪屿自娱的只是一台珠江牌的普通旧琴。黄萱为人的慷慨善良，同情弱小，正是深记着老父黄奕住的教导：“信誉重于生命。”

作家韩石山写道：“外人或许会说，黄萱能给陈先生这样的学界泰斗当助手，青史留名，真乃三生有幸。此话诚然不谬，但反过来，陈先生能得到黄萱这样的助手，又何尝不是枯木逢春，有幸三生呢？”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还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近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正如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所书：“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