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8/8页）

样板戏是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不特是荒诞的正剧而已。它是强行制作的。进入“新时期”以后，传播加剧，可谓越数十年而不衰。除巴金老人神经衰弱，惊为恶梦者外，举国上下，不以为意。

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是如何丧失的?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特操”。然而，当他无情地抨击变节者之余，却又说，中国论人未免过于苛酷。他是把问题归究于个人呢?抑或环境呢?还是由两者纠缠而成的死结?

中国作家协会"四大“代表”为“创作自由”口号鼓掌，热烈达数分钟。殊不知“创作自由”同“思想自由”一样，都是假问题，其实质是“出版自由”。

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时，尚在17世纪。西欧知识分子经过多么漫长的斗争，包括制宪斗争，才廓清中世纪的禁锢，使言论和出版自由成为可能。

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五四一代的口号中，独缺争取“出版自由”一项。当时，无论“叛徒”和“吊客”， 都可以大声呼号而无须避忌。他们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而非政治的斗争。况且，当时的政府已无力顾及。结果，他们把“出版自由”的难题留给了来者。

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府，也是第一个建立新闻审查制度的反现代政府。

中国出版界为打击各种不良现象，至九十年代，全国统一管理书号，限额配给出版社。

记者评云:乱子从兹少矣！

中国作家协会诸分会为作家评定级别，以相应规定住房及薪饷多少。其实，这正好继承了老传统，无须乎大惊小怪。春秋时养士就是分等级的。在孟尝君那里，有士冯驩，级别不高，故有“食无鱼，出无车”的弹铗之举。因为出格，史书遂有记载焉。

奥威尔说，想像力是不能围起来驯养的，就像有些野兽一样。大约这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其实，世界上有哪些野兽是不可驯服的呢?

就像鲁迅所举的狮虎鹰晕，当是最“伟美”的罢，也仍然可以“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根本的问题唯在有没有被驯养。只要野兽有过被豢养的经验，本性肯定会有所改变。

驯养便有驯良的文学，在野便有野性的文学。

洛扎诺夫：“正如希腊毁于哲人，罗马毁于寄生虫。”

个人崇拜，在五四时代近乎绝迹。唯有到了统一的时代，集权的时代，才得以复生。由于个人崇拜源于信仰—青感方面，所以文人集团特别适宜发挥其专业特长；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也是推波助澜一流。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创造社元老，著名诗人郭沫若应约写了两首诗，授与《诗刊》。原诗起句云：“伟大领袖比爷亲。”其时，“史无前例”的现代造神运动已近尾声。雅人作俚语，此可记也。

1997年3月. 《天涯》杂志载作家梁晓声答问: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里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当然就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芬克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了。”中国知识分子愤于分配不公，以一贯从事“简单劳动”之引车卖浆者流为参照，见有所改善，即呼为“倒挂”。

文化界名流诉讼成风，当属一朝盛事。

在经典的阶级论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以致在实际的社会操作中，竟无立锥之地。由于它的无根性，故能浮游于各阶级之上，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获致二个普遍的高度。但也恰恰因为无根，所以容易依附他者，而难于独立支持。

声称代表全民族全社会的集团或机构，往往是最狭隘，最自私的；而一贯喜欢标榜“自我”的知识分子个人或集团，却可能代表社会全体。

大约也为此，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政府。

然而，政府的吸附能力极强。它可以把一个或一群知识分子倒吸过去，变着法子使用，而知识分子不能。

五四知识分子:非此即彼；

后五四知识分子:亦此亦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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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往后的人们，愈是与历史疏离。本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一个悲观的结论说:与历史脱节是现时代的特点。

人类当下的生存与过往的人物和事件，贯穿其间的历史精神，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联系是有选择的。各种各样的选择，没有极限的选择，然而一经选择就变做了现实。地球上的人类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者。即使选择是天赋的权利，而且与未来的福祉相关，人们仍然把现实当成唯一合理的事实加以接受，从而放弃选择。

现实的合理性其实是无法证明的，除非进行再选择。

唐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历史也许同潮水有关，也许竟是空城;但见山苍苍，水茫茫，现实之波涵盖一切......

1998年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