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书里的女人与女人的书（第15/16页）

这些当然都很好，但问题是，她还要能用自己的感性材料营造出一座经久不倒的大厦，否则的话，那些飘忽不定的个人材料再多、再细腻，也是没用的。我已说过，我要等着看到她直接面对「某一场景」。我的意思就是，要看她如何召唤和吸引读者，并以此证明她并不仅仅是个只看表面的人，而是朝下看到了深度。现在是时候了——到了某一时刻她应该对自己说，我不用大肆渲染，也可以把这一切的意义揭示出来。于是——她便应该马上开始召唤读者——没错，是这么快！于是，前面的章节里那些快要被人遗忘的、也许非常琐碎的事情便再次呈现在读者的记忆中了。她要尽可能自然地让它们呈现出来，就如某人在做针线活或者某人在抽烟斗一样；而且，随着她往下写，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被带到了世界的顶端，正俯视着下面大片大片的土地。

不管怎么说，她正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当我看着她专心做着这个实验时，我又看到——但愿她自己没有看到——那些主教和教长、博士和教授，还有家长和教师，正在对她大喊大叫——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那块草地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进去！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人内！�雅的女小说家们，请这边走！——他们这样朝她喊着，就像人们看赛马时围在栅栏边上大声喊叫，而关键还在于，她到底能不能一往直前，越过那道障碍。我对她说：要是你停下来和他们吵，你就输定了！要是你停下来笑，你也输定了！要是你犹犹豫豫，那就全完了！什么也别想，只管往前跳！——我在求她，好像我把钱全都押在她身上了。而她，果真像鸟一样飞过了那道障碍。可是，前面还有一道障碍；再前面，又有一道障碍……她有没有这样的耐力呢？我有点怀疑。因为我知道，掌声和喊声都会使人神经疲劳。不过，她已经尽力了。因为她并不是什么天才，而只是个不出名的年轻女人。她既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竟能在一个既是起居室又是卧室的房间里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想，这已相当不错了。

我读到最后一章——这时有人把客厅的窗帘拉开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也看到了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我最后得出结论说：若再给她一百年时间，若她有自己的房间和每年500英镑的收人，若能让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而把她现在写的东西删掉一半，这样的话，她总有一天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的。再过一百年，她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我这么说着，把玛丽·卡米盖尔的《人生的冒险》放回了书架。

勃朗宁先生如是说

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曾是剑桥大学的大人物，对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男女学生的考试，通常由他负责。他常说，当他看过试卷后，不管给分多少，总的印象是：即便最优秀的女学生，其智力也不及最劣等的男学生。

现在让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位父亲，他出于真正的爱心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者学者，他就会对女儿说：「你看，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其实，不仅仅是勃朗宁先生如是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还有许许多多男士，都有类似见解，都认为女人在智力上远不及男人——特别是格雷格先生，他甚至认为「女人在本质上是靠男人赡养的，因而总为男人所支配」。

这样的见解，即使在19世纪也无需做父亲的为女儿大声宣读，因为做女儿的自己早就读到过了。而若她接受这样的见解的话，一定会灰心丧气，做什么事都不再有自信心了。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也许，对于女人写小说，这种病菌现在已没什么威力了，因为已经有了那么多杰出的女小说家；不过，对于女人想当画家，这种病菌还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对于女人想成为作曲家，我想这种病菌至今仍具有极大的毒性，所以现在说女作曲家，就像莎士比亚时代说女演员一样，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这又使我想起了我曾编造的那个有关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尼克·格林曾说过，看女人演戏，还不如看狗跳舞。在这之后两百年，约翰逊博士在说到女人当牧师时，也说了类似的话。现在，就在我们这个体面的1928年，我同样在一本关于音乐的书里看到，作者对要想成为作曲家的女人又重复了约翰逊博士的话：「关于吉曼娜·泰勒菲尔小姐，我们完全可以套用约翰逊博士就女人传教所说的那句名言，只需把其中的『传教』一词改成『作曲』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站起来用后腿走路。这是不行的，但令你吃惊的是，它竟然这样做了。』」历史就这样不断重复，而且是何等相似啊。

就这样，当我合上那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并把其他一些书也推到一边时，我心里就已认定：显而易见，即使在19世纪，一个女人要想成为艺术家，也是得不到鼓励的。恰恰相反，她会遭到冷落、非难和训斥。由于她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她的心理必定十分紧张，她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在此，我们又涉及到那种非常有趣、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结——就是这种情结，极大地妨碍着女人的行动。这是男人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总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说，总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正因为这样，他便处处作梗——不仅挡在艺术面前不让女人靠近，而且还要堵死女人的从政之路，尽管要想从政的女人既谦卑又热忱，对他本人也毫无威胁，他还是耿耿于怀。这使我想起了贝斯鲍洛女士，即便像她这样富有政见的女人，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写信给格兰维尔·莱维森-高尔勋爵说：「……我虽然热心于政治，而且就那件事情说了这么多话，但我完全赞成您阁下的意见，即：女人确实不应该过多地卷人政治，或者过问那些严肃的大事，至多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那也要在有人要她这么做的时候才合适）。」唯有这样，她才能继续就那件非常严肃的大事——即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倾注她的热情，才不至于遇到阻碍。我想，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古怪了。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说起来可能比女性解放的历史本身还要有趣。

[1] 伦敦一街区。

[2]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律师和演说家。

[3]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新教神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