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非系列（第7/9页）

事实当然不止如此，退稿其实在书写者已脱离幼年期甚至已成名的日子里照样发生不误，台湾才刚翻译出版过另一本书《退稿信》(抱歉，书前的所谓“导读”文字也是我个人写的，很多有关退稿的意见都在那儿说过了)，搜集的便是超过百名的了不起作家、为数几百本的日后经典级作品所接到的一纸退稿通知，奇怪的是，这些罪证俱在的退稿信内容，也并没有比布洛克所quote的(通常是针对初出茅庐的新书写者)更礼貌更婉转。

我们所说的“曾经”跟日出日落一样自然，指的是台湾；在美国，在欧洲日本等等书写国度，它“现在”仍跟日出日落一样自然。

我看布洛克谈退稿的这一章《百折不挠、打死不退》，其内容和章节名一样，可能让心怀热望、亟待拯救的新书写者感觉无趣且怅然若失；但我个人想到的是，以他这样赤手空拳走过来的书写人生、他一路左冲右突什么零工都打什么缝隙都钻的漫长书写经历，他其实有资格把一些话说得更残酷更见血，但他没有，这上头他很像自己笔下、尤其是日后笔下的马修·斯卡德，自己站在黑街丛林里，但仍努力想描绘一个比较温暖模样、值得人一活的世界。

日前，我曾在一场颇严肃的文学研讨会里听到一名大学生模样年轻人的慷慨陈词，大致上说的是，他废寝忘食写成了一首长诗，当然牺牲甚大，牺牲了睡眠，牺牲了打工赚钱，牺牲了KTV、夜店和线上电玩，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个世界付出了真心，但明月照沟渠，这个世界并没有以对等的好意回报他。

我冷眼看着讲台上欲言又止的讲者，有年少时狂热写诗、办诗社、自己凑钱编诗刊不成的重量级文学评论者，有马来西亚只身到台湾、又写文学理论又写小说、实力和社会声名完全不成比例的努力不懈中壮代学者，很想也请他们说说，到此时此刻为止，他们抽屉里仍锁着多少发表不出去的诗、小说和文章。

我们最终可能得承认，我们并无力改变退稿一事存在的事实，就算哪天一觉醒来这个世界再没有了报纸、杂志、出版社和那些负责写退稿信的可恨编辑(正确地说，人类书写历史里，绝大多数时日并没有这些讨厌东西的，想想屈原、司马迁、荷马和柏拉图)，社会的筛选机制仍然会以某种方式来执行；也就是说，这种金字塔基本形态的层级性建构并不仅仅只是外在形式而已，它同时也是每一门行业的内在事实，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这既是人不断认识的必然层次，也是人技艺进展的自然结果。

但布洛克说我们可以改变退稿这一件事的意义，以及其大小规格，以控制它必要之恶的破坏力。为此，布洛克甚至动用到某些斯多葛式的、心理学的诡计，好让我们自我感觉好一些，减轻症状，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这里，最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你的书写人生就是这一首诗、就是这一篇小说，那它的一翻两瞪眼胜负当然就是世界末日与否了；但如果你像布洛克那样，你是要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书写者而来，那一首诗一篇小说就只是一篇小说而已，它所真正占用的时间、所耗用的心力其实短得少得可怜，而且只会随着书写的持续、书写人生的伸展开来愈变愈小，化为一个点，一粒微尘，一个恍惚混沌的记忆。相信我，并没有几个作家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倒是比较记得自己成功发表的第一首诗第一篇小说，而且愈好的作家通常愈懊悔、愈不堪回首、愈怕人找到地记得，就像怕现在的家人、现在的邻居同事知道自己是个有前科的性犯罪者一样。

台湾诗人兼自然书写者刘克襄曾写过这样的两句诗，说十七岁就加入国民党，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丢脸不过的一件事，十七岁白纸黑字的诗和小说也差不多有一样的威力。

书写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件事，相较于其他各行各业——如果你矢志成为一个木匠或一名厨师，你疯了才认为自己制作的第一把椅子、第一道菜就能在精品店里展售或成为米其林三星餐厅今年圣诞大餐的主菜，为什么我们却总相信我们的第一篇小说能够?

书写，在成为一种职业之前

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这么三句话：“一旦你被爱情抓住，不必经过训练，你就是一个诗人了。”我们借助这话来回应前述书写者的异想天开和疯狂——就算你被爱情抓住了，你也不会不经训练、不经长年累月的学习捶打就成为一个好木匠好厨子。

然而另外一面是，爱情不会永远抓住你，爱情的神奇魔魅力量仍是如闪电如春花如朝露的珍罕即逝东西，它会离去，即便状似不离去也会钝化如梅特林克的幸福青鸟化为平凡的黑鸟，更多时候还是死去的黑鸟尸体。你无法仰靠这短暂的高热及其迷离幻境来持续写一生的诗，小说那就更不必了(伍尔芙很聪明地并不给我们相同的小说承诺)，尽管有些因此烧坏脑子的人误以为可以嗑药般一个恋爱接一个恋爱别停地保证自己的诗人身份不坠，但这只能让他成为职业爱人，而不是一生的诗人。

所以诗人艾略特讲，诗不是只写美和丑而已，诗人最重要的是能够看到比丑与美更远一些的东西，他得穿透过丑和美看到厌烦、恐怖和壮丽，写深一点、硬一点、平淡无奇一点云云的东西。

书写最神奇的事，我们可以这么说，就在于它有挣脱因果铁链的部分，如卡尔维诺指出的，在书写的力学世界里，“必须让原子出乎意料地偏离直线进行，方可确保原子与人类的自由”。这样的可能挣脱和偏离，让书写不是完全可预测，从而也就无法完全地控制和管理。但麻烦也正正好就在这里，它的自由，它的不完全受控制受管理，总会冒犯到资本主义的大神，于是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王国，书写者的身份始终不明确，位置始终不安定，更时时犹豫该不该按时发他薪水。

的确，并没有那么多书写者喜欢称自己是职业作家，好像这样会失去了某部分珍稀的自我，失去了某些自己坚持的东西。而且，就算资本主义承认了他们的行业身份，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依自身的层级秩序逻辑来安排其升迁(倒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曾经把作家一级二级三级的分层，台湾作家第一次拿到这样的名片都吓坏了)。我们说，是不是职业也许并不重要，但书写者最终仍需要一个“身份”，一个两脚可确实踩稳的地方，一个人类广漠无边世界中存在的基本位置，让他的心思安定，让他的工作可展开可持续，让他的所作所为可辨识可理解可对话，更重要的，可化为记忆保护下来——这记忆不只是成功的、已完成的成品，还包括更多那些失败的和那些未完成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每一个成功的作品当然也都是未完成的)。尤其那些失败和未完成的，社会无法承认它们展示它们，因为它们的形式是残缺的、碎片的，甚至还是原料素材的样子，因此书写者这边得有自身共有的一处地方收存起来，是书写者的大仓库，共同拥有取用的记忆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