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三个人（第7/7页）

胡适对他所敬爱的蔡元培，只有过一次公开的论争，就是关于《红楼梦》的论争。

蔡元培对《红楼梦》的研究，早就连载于《小说月报》。民国六年（1917）9月，他汇集连载，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两年以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带着惋惜的口吻，批评这部书说：

我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总觉得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

蔡元培看了这篇文章很不服气，民国十一年（1922）1月30号，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开始了反驳：

……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在不敢承认。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然胡先生之言，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

接着他提出四点答辩，以做回敬。同年5月10号，胡适又写《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再申述理由，同时在文章后面，用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里（部甲，四、1099a）曾说：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按：胡适所引亚里士多德书，章节有误）。

这次“红学”的论争，是蔡元培与胡适二十三年交游中，仅有的一次文字辩论。

蔡元培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3月5号病死香港，享年七十四岁，当时胡适正做驻美大使，还刚刚五十岁。蔡元培晚年思想似稍左，跟胡适等微远，与鲁迅等较近。

蔡元培与胡适的立身行事，可说有许多巧妙的配合或不谋而合。例如蔡与胡均为卯年生（属兔），蔡为丁卯、胡为辛卯，同被称为北大“卯字号人物”；又蔡为北大校长，胡为北大教授，后也为北大校长；蔡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为院士，后也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为国语研究会会长（民国六年，1917年），胡为会员；蔡为大学院院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胡为大学委员会议委员；蔡为全国教育会议议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胡为列席委员。此外两人又同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委员，同是大学丛书委员会的委员等。此类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蔡元培、胡适又曾联名发表过文字。民国十一年（1922）直奉战争后不久，蔡元培等十六人，联名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二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国中的优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就是要求自命为“好人”的人们出来过问政治，“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这篇政治主张，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领衔，教务长胡适署尾，当时曾引起很热烈的讨论。又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1月，蔡元培、胡适、王云五，曾合编了一大本《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书前有二十五年（1936）6月三人合署的一篇《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以上二文，都出自胡适手笔。

其他在书籍的序跋方面，不谋而合的巧事更有很多。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一书，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清季外交史料》，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王季同（小徐）《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有蔡元培的序，也有胡适的序；《汪龙庄七札》（陈垣藏），有蔡元培的跋，也有胡适的跋；亚东图书馆、求益书局重印《新青年》，同有两人的题词；《崔东壁遗书》，有蔡元培的题词，胡适的序；《中国新文学大系》，有蔡元培的总序，而这部大系的第一册《建设理论集》，却是胡适编的。诸如此类，也例子很多。

《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一期，196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