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第2/5页）

胡适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被朋友臭骂，骂做“汉奸”。但胡适是“哪有先生不说话”的，他在举国滔滔的时候独持异议，并且冷静地苦口婆心地表达出异议，不论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却是一种心智真诚，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适回国以后，中国、日本的和战问题，一直在山重水复中演变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面愈来愈恶化，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书生论政，“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

《独立评论》的特色之一是，创办人“并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开场白固然说得很好，实行起来，倒也颇不容易。“激烈的辩争”引起多次的对立：武力统一问题上，胡适与蒋廷黻对立；民主独裁问题上，胡适与丁文江对立；对日和战问题上，胡适与傅斯年对立。对日本，傅斯年主张宁为玉碎主义，但胡适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协定”，傅斯年极表反对，胡适却认为“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不料胡适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吵着绝交，要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很感意外。于是丁文江出来，写长信劝傅大炮，才算稳住师生之情。

理智的爱国主义

胡适的理智而冷静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础，他认为大丈夫的条件，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还得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光赶时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过自己理智而冷静的判断才成，得先通过自己内心这一关：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他听说江南“那一带有些人喜欢看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的时候，他解释：

其实“高调”和“低调”都不是确当的名词。在我们的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于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是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

关于“道德上的责任”，他反复说明：

孔子曾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正因为“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正因为“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话不能乱说，不能人云亦云地赶时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想通以后，要有勇气站出来，批评别人的高调或低调，不怕朋友离心，不怕学生反目，不怕举国滔滔，骂自己是“汉奸”！

朱文长的《海涛集》里，记着国难当头时候，北京大学的一场集会——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的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一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的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李鸿章是汉奸，胡适是汉奸，爱国得爱得跟他们一样，才不是汉奸，否则就是汉奸，汉奸，汉——奸！

先生有话哪堪说

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使胡适的“不主战”态度面临考验，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所以他在最后两期的《独立评论》里，主张“必须抵抗”、主张“不能有所割让”，不再主张委曲求全。

但是，事变的发展、谈话的进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且得知中国有把握的底价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候，他的理智与冷静发酵了，他还是想在剑拔弩张的关口，不避误会，试图挽挽浩劫。

在南开大学被浩劫后第二天（7月30日），胡适有这样的日记：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

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