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第5/5页）

十点半到铁道部官舍，见精卫先生，他正在开国防会议，嘱我小待。待至十一点半他才散会。谈次，我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

十二点到高宗武家，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我也劝他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做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在这天日记里，胡适已明显地表示他是“未免过虑”了，他没想到从7月7日到9月7日两个月中，中国军队“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他有点觉得他“太小心”了，因为“冒险也有其用处”。这种表示，是长考以后冒险表示出来的“谋国”新态度。

但在另一方面，可怜的高宗武却还“和”劲十足。从而演变成“高宗武路线”，从而差点被日本人毒死，从而在二十九年（1940）1月4日毅然出走，脱离汪精卫，脱离了宦海生涯。

在当年的主战派汪精卫，转而主和，进行和议的时候，胡适已做了驻美大使，他从纽约打给汪精卫一封密电，全文是：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

可是，一切都太迟了。电报在二十七年（1938）12月30日到的时候，汪精卫已在头一天电报代日“艳”（29日）发表了“艳电”。

艳电发表后一年，高宗武大梦后觉，逃到香港。高宗武出走后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年九个月后，日本投降——在满目疮痍中投降，中国在满目疮痍中做了胜利者。

永定河的河水照旧流着，卢沟桥的狮子，每只都长了八岁。

中国终于胜利。上距卢沟桥事变，已经八年；上距九一八事变，已经十四年；上距甲午战争，已经五十一年。五十一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阻碍、中国人民受尽了艰苦，中国人民在流血、流泪、流汗，中国人民在衰老、衰弱、衰竭，但中国人民在战——正面地战、迂回地战、公开地战、潜伏地战、和平地战、火爆地战，不论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或是泪尽胡尘的遗民，不论是手拿锄头的农夫，或是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战。战到八年以后、战到十四年以后，战到五十一年以后，看到国土的重光。

胡适在死前四个月，在重光以后的台湾，写下坦尼森（Tennyson）的诗句：“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永不退却、不屈服。”在避免战争的和平中，他曾“去努力、去追求、去寻找”，在放弃和平的战争中，他曾“永不退却、不屈服”。

如今，中国先一代的爱国者，人已苍老、人已死去，但他们的努力、追求、寻找，他们的永不退却、不屈服，却是我们的碑记。我们怀念他们，向永定河水、向卢沟桥狮、向千千万万为战争和平而牺牲的死魂灵，一同赞美与涕泪——中国的爱国者永生，由于他们，中国不再屈辱，中国使东方有了落日。1979年7月2日《中国时报》1979年7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