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13/20页）

牢房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看守陪伴我，坐牢还要看守来陪伴，绝对不是怕我寂寞，大概是因为我太重要了，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景震泰率领陕坝班学生组成的交警十三总队，驻防西郊，负责警戒剿匪总部，怕他们来劫牢，救我出去。第二，也许是怕我因气愤而自杀吧？有人日夜盯着，就绝对没有自杀的机会了。

半夜，我听到铁器打击声，感觉到很神秘、很奇怪。一会儿，打开牢门，让我出去，在过道里，给我钉上脚镣。我才明白，刚才的声音是给汉三兄钉镣的声音。我精神很疲倦，好像蒙眬睡着了，又听到钉镣的声音，是不是刘玉珠兄也进来了？他们老早就想收拾他。

看守长是北平特警班的学生段建洲，这一夜他进进出出，好像很为我难过似的。第二天周端甫兄来到牢房，相对无语。我自从绑进牢房，已经四大皆空，除了气愤，不再想别的。我看到端甫兄很难过的样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无能为力。他也是过来人，知道坐牢的滋味，他曾任华北督导团的科长，因为李广和私自通敌，跑到敌区，却把他关到西安，无缘无故，坐了半年牢。

7月吧，建洲拿着纸笔，走进牢房，要我给家里写几句话。我心想，大概今天晚上要处决了，要我写遗嘱。自从十九岁加入国民党，革了二十多年命，没有死，现在是死的时候了。给妻写几句话，告诉她，我对得起国家，俯仰无愧。唯一难过的，就是对不起她。多少年来，她跟我担惊受怕，现在把家庭的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子女都未成年，我不能再尽教养的责任了。希望她振作精神，勿以我为念。写这封遗书，内心非常惨痛，但是没有眼泪，可能已经干了。手表和钢笔进牢房时已被拿去，嘱建洲一并交给我妻，以留纪念。

乘坐飞机解往南京

自从入牢，到写遗书，六天以来，没有吃东西，并不是绝食，而是气愤地吃不下去。陪我住在牢房里的看守，一再劝我，多少吃一点，不吃支持不下去，他哪里知道，我难以下咽。他说曾听司机说过，我家生活艰苦，比不上任何一家，好像对我坐牢，有些不平。我没有同他说什么，懒得开口，说什么也是枉然。晚上送进饭来，既已让我写过遗书，今天晚上大概就要埋葬我了，那么今天的晚餐，可能是最后的一餐。耶稣对于最后晚餐都不忽视，我能对这人生的最后一餐放弃吗？勉强吃了几口，也是六日来第一次进食。

全部希望寄托在张永铭兄身上，谁想到他的承诺竟成泡影。而杜亚坪兄说的话，却立刻实现了，是不是他听到什么风声，特意提醒我？人生总有一死，不过迟早不同而已。心境坦然，只等候最后一刻来临。

思潮一幕接着一幕，以往的一切呈现眼前，都像昨天的事情。死有重于泰山，要死得壮烈、死得有价值。像我这样死，死得不明不白、死得这样窝囊，辱及父母祖宗，愈想愈愤恨。一直等到天亮，他们没有把我拖出去活埋，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动静。

7月9日上午，突然要我收拾东西，似有行动。走出牢房，重见天日，虽是暂时的光明，也是难能可贵的。到达广场，有几部汽车停在那里，汉三兄和刘玉珠兄也出现了，这才知道要上飞机场。我们各被装上一辆汽车，我穿着短筒袜子，建洲看见，怕脚镣打伤皮肤，赶紧跑回去，拿来一双长筒袜子，打开车门，给我套在脚上。这一切都是令人十分感慨的。

汽车不出西直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东单到西单，一直往西，出城后，沿着城边北行。这样神秘，大概是怕人知道我们要走、去飞机场，故意这样。到达飞机场，看见一边站着的少数人群中，只有航检所长董其彬兄，再看不见其他同志。在上飞机以前，才把脚镣砸开。

飞机起飞后，绕北平城上空一周，从机窗望下去，游行的队伍像一条长蛇，在长安街蠕蠕移动。那是学生们……（编者略）又在闹事。国事如此，我们却在煮豆燃豆萁，屠杀自己的战斗员，真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在飞机上，刘玉珠兄坐在我的旁边，他知道我没有钱，悄悄地塞给我一把钞票。李希成亲自押解，在飞机上监视我们，同汉三兄和玉珠兄没有说什么。路过济南，飞机停留一会儿，济南飞机场颇有些寂寞感。起飞后，直飞南京。

下飞机后，送到宁海路的监牢里。宁海路的监牢是汪精卫伪组织关我们同志的监牢，刘戈青就在这里关过。三十五年（1946）我由北平到南京，是搭乘运送重要汉奸的专机。下机后，机上的人都陪着汉奸们先到这里。现在是第二次光临这个特殊的地方了。我被关在楼上，汉三兄和玉珠兄关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关我的这间牢房已经关着六个人，只有三张床，一张空着，原来是专为我预备的。一张床是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占用，久闻其名，虽是初次见面，他确有大将风度。其他的人白天挤在一张床上，夜里打地铺睡觉。难友中有一无锡人，除了身材比戴先生矮一些，面貌和动作像极了。另外一位河南人马兴峻，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我对别人坐牢的原因，不愿过问，记忆很少，只记得大多数是冤枉的。我同鲍文樾每餐另外加两碗菜，数量不多，但比同牢的难友，好得太多了，必须分给大家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丰富了。

牢门上有小孔，是走廊上值班的看守不时偷瞧牢房里一切动静用的。看牢的既然可以从外往里瞧，坐牢的自然也会从里往外瞧。因为看牢的占用的时间极少，空着的时间多，所以难友以此为极大的消遣。从里面瞧外面，所见度非常窄狭，但难友们乐此不倦。有时被看守瞧见，会臭骂一顿。坐牢的挨骂，好像是天经地义，骂尽管骂，偷瞧照旧偷瞧。有一天，他们喊我去瞧，得到意外的发现。瞧见楼兆元兄从另一间牢房出来上厕所，原来他也进来了。有一次瞧见严家诰兄，他为什么也进来了？

牢房的容量永远不变，但住客出去的少，进来的多，有时多到十一二人，晚上打地铺，比沙丁鱼都要挤。牢房的天地虽小，因住客复杂，可知千奇百怪的事情，无异大千世界。有一天进来一位莫名其妙的人，原来他找人找错门牌，找到这所没有挂招牌，和普通住家户一样的黑监牢。他一敲门，就把他请进来，关着不放。

有一位许昌附近的土财主，他是地主，自己买枪，成立保卫团，和保密局发生关系，成为保密局的地方武力。保密局派去联络的人向他借两百元现洋，他没有照借，于是报告他通匪，由徐州最高军事机关抓起来，送到保密局。他心里很不服气，一再向同牢房的难友诉苦。他故意装肚痛、装呕吐，闹个不休，看牢的硬说他抽鸦片，是发瘾了。济南失守，省主席王耀武被俘，吴化文叛变，把他的南京办事处处长关起来。这位仁兄才真抽鸦片，瘾发得眼泪鼻涕，死去活来。可是看牢的和管牢的都不说他抽鸦片，他常常要求去见管牢的，每请必准，瘾发时，要求出去，出去牢房几十分钟，回来烟瘾就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