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笔会（第2/2页）

我过去以为自己在学习怎样生活，

其实是在学习怎样死亡

丁玲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会，让我们一睹大师风采的希望落了空。而王中忱据说要在北京的编辑部看家，也让人不太好理解。因此，我们基本上是跟在吴滨的身后转。参加这次笔会的作家，依照年龄、职业以及熟悉程度，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不同的圈子。由吴滨招呼着，在这些圈子之间不停地穿梭往来，成了我们每天的日常功课。陈明和牛汉先生平常很少露面，我们只能偶尔在餐厅里朝他们远远地瞄上一两眼。北岛、多多和徐星他们扎成一堆，似乎也不太容易接近。他们在晚上偶尔也会举办一些交谊舞会什么的，据北村说，舞伴还是从青岛歌舞团请来的专业演员。我倒是很想去长长见识，但我们屋的老陈认为去跳舞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关在屋里下盘象棋来得好玩。多多据说早年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有时候，在众人的央求下，他也会在餐厅里唱上一段歌剧或艺术歌曲，我们在尚不知歌剧为何物的前提下，一致公认他比专业演员唱得还要好。而北岛和我也有过一次交谈。当时我们正在前往崂山的途中。在车上，我们恰好坐在一起，一句话不说似乎不太礼貌，也有悖人之常情。于是他忽然问我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说：上海。他接着道：以后来北京，找我玩来。我说，那敢情好。谈话就此结束。还有几位作家，似乎是从部队里来的。他们总爱神秘兮兮地聚在一起畅谈政治内幕。有一天，我和老陈去他们屋里串门，恰巧碰见他们在讨论林彪和陈伯达的逸闻趣事。那些当初听上去匪夷所思的无稽之谈，在今天居然为大量的文献资料所证实，可见他们也不是一般人。

在二十刚出头的这批作者中，除了北村、姚霏和我之外，还有两位女作家。其中之一是来自加中国最北段加格达奇的迟子建，另一位则是沈阳军区创作组的庞天舒。可是尽管年龄相当，迟子建和庞天舒也不怎么乐意搭理我们。即便是在路上遇见了，她们也懒得用正眼瞧你。不管怎么说，这种男女作者不相往来的局面多少有点不太正常。而据姚霏说，打破这种壁垒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我们主动去登门拜访。登门拜访的方法虽好，可时机的选择可能有些问题。一天中午，当我们敲响了女作家的房门之后，里面传出的声音竟然是“我们正在睡觉”。不过，房门总算是打开了。庞天舒将我们让进客厅，忙着为我们倒水沏茶。于是我们立即热烈地讨论起文学来。从中午谈到下午四五点钟，直到睡眼惺忪的迟子建从卧室里走出来。她露面之后的一番话，像是在和我们打招呼，可分明又像是在对我们冷嘲热讽：“我看你们聊了半天，也没聊出什么名堂来嘛！什么托尔斯泰呀，陀思妥耶夫斯基呀，不都是些文学常识嘛。文学常识又有什么好聊的呢？害得我一个下午没睡好觉！”

我们愣了半晌，除了落荒而逃之外，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多年后，我与迟子建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她仍向我抱怨说：那天下午，你们的烟抽得也太凶了。可见她当时对我们的印象有多么恶劣。

说起来，在青岛笔会期间，和我来往最多、关系最近的作家，既不是北村和姚霏，也不是我的同屋陈进轩，而是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韩志君和贵州作家李宽定。两个人都颇有大哥风范，到哪儿都愿意捎上我。到了笔会的后半程，我们三个人几乎有点形影不离了。老韩是著名的编剧，代表作是《篱笆，女人和狗》，而李宽定则是乡土小说的代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良家妇女》也正在热映中。笔会结束后，他们去上海访友，正好与我同船。有一次我们在甲板上闲聊，老韩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有过一个，不过刚刚分手。在一旁的李宽定就安慰我说，没关系，到上海之后，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的，哪里知道我们抵达上海之后不久，他真的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女孩与我见面。看来，在那个年代说话算数的，也不止王中忱一人。尽管那个女孩的修养和美貌让人一见难忘，但我却无法对她有任何表示，因为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一度分手的女友就与我和好如初了。

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我与老韩再未谋面。至于李宽定，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我也曾在一九八七年邀请他来华东师大做过一次讲演，后来音问日疏，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