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2页）

如果说列文这个形象对托尔斯泰来说意味着个人经验的改写，那么安娜恰好预示着一种可能：她对家庭的背弃，她的自杀，都是作者想做而未做的。因此，作者对安娜的深爱、赞赏与恐惧是不难理解的。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安娜的悲剧是由于客观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比如说脱培西之流蚁聚一处的上流社会生活圈子的压力，或者说，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悲剧是由于他们两人都无力也不愿与这个生活圈子一刀两断而导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者高尔斯华绥认为安娜之死是作者的败笔，是不真实的。从小说本身所展现的事实来看，这一见解是说不通的。安娜与渥伦斯基结合固然会导致社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并未大到足以毁灭他们的程度，其次，假如这种爱情意味着“获救”和“幸福”，那么承受这种压力就是应有之义。至少，对于女主人公安娜来说，她在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过程中，她所面临的最大恐惧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摒弃，也不是遗弃谢辽莎的后果，而是她不知道爱情的对象何时会停止这种爱，从而让她的全部牺牲彻底贬值。由此，安娜进入了嫉妒——怀疑——安慰——怀疑——嫉妒的怪圈，并最终导致了厌倦。由此可见，安娜的死是由于厌倦，她的自杀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厌倦压迫着她，使她在任何时候都会采取自杀这一步骤，尽管安娜本人并非完全了解这一点。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安娜的自杀带有那么一点灵机一动的神秘色彩——她去车站并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去等候渥伦斯基。火车进站的鸣叫使她突然想到了死，于是她就走下了站台。她当时表现得异常“清醒”，她甚至感到自己手提包被什么东西挂了一下，又从容地解开了它，但这种清醒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迷惘。在这里，只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安娜想惩罚他的情人，想让自己的死使对方感到悔恨。她动用了属于她的最后一点资源。

从另外一层意义上说，安娜的死是“注定”的，也就是说，作者托尔斯泰早就将她列入了牺牲者的名单，因为托尔斯泰对激情导致的后果已作了预先的设定，他不相信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婚姻/爱情形式有多大的前途。事实上，作者安排安娜与渥伦斯基在车站月台上的第一次见面，宿命的阴影已经将两人笼罩于其中了。

我们再来看看列文与吉提。这对恋人虽然历经波折与坎坷，最后终于成了眷属。较之安娜和渥伦斯基，他们之间的爱情更符合托尔斯泰的理想。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列、彼埃尔、娜塔莎的三角关系被一分为二；安德列与娜塔莎之间的充满激情的爱情在安娜与渥伦斯基身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而彼埃尔与娜塔莎宗教气息很浓的婚姻则在列文与吉提身上再一次被重写。列文与吉提的重归于好被托尔斯泰赋予了天堂般的温馨。像彼埃尔一样，列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猜字游戏”式的求爱过程更像是一次赌博，不过他成了赢家。列文的求婚被接受之后，困扰着他的所有障碍仿佛在顷刻之间被瓦解了。托尔斯泰写道：“他（列文）必要的时候可以飞上天，或是举起房子的一角来。”由于有了梦寐以求的爱情，他一度深恶痛绝的沙龙聚会不再令人感到无聊，他甚至感到自己承受不住幸福的晕眩，迫不及待地与茶房彻夜长谈，婚姻的枷锁在列文那里也成了逃避自由的绝妙借口，尽管他不得不放弃自己打猎的爱好，但他为自己失去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幸福就是妻子不让列文去猎熊，列文感到高兴，爱，不仅是征服了他，而且是整个地将他吞没了。“我心里丝毫找不出惋惜我的自由的心情。”“我高兴的正是失去我的自由。”

然而，现实正如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与不幸的背景相比，幸福是脆弱的，来得快，去无踪。列文与现实的和解是暂时的，忧郁与痛苦很快又回来了。爱情并未使他“获救”。为了阻断自己的自杀企图，列文像一个强迫症患者一样，把家里的绳索全部藏起来（因为他看到绳索就想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开枪自杀就更容易了）。列夫·托尔斯泰仿佛被死亡这样一个巨大的诱惑迷住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列文的哥哥的死，安娜的自杀，列文的克制不住的自杀冲动，渥伦斯基的为自杀所寻找的漂亮借口（上前线并尽快地被土耳其人的子弹打死）。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有好的结局，就连密哈罗夫这样的人也成天幻想着离开世界：“要是能够逃到什么地方去就好了。”而卡列宁无疑是小说中最为悲惨的一个人物。他自始至终都在深渊中挣扎，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糟糕的是卡列宁本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虚假而根本无力改变它。在他的心目中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惟一可以支持他生命的是一种病态的责任感：他用这种责任感强迫自己办公务，用这种责任感来谈情说爱，来面对背叛他的妻子，与他的情敌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列宁自己把这种责任感解释为“侍奉上帝”的道德需要。

毫无疑问，列文是小说中的第一主人公。托尔斯泰为了改造这个人物，动用了自己的大部分经验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列文就是托尔斯泰本人。那么，托尔斯泰借助于这个人物的苦难历程要向读者传达一个怎样的信息呢？或者说，列文这个富足的地主、患有强迫症的沉思者、具有非理性倾向的“神学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上帝与个人的关系。或者说，人在何种意义上需要一个上帝，以及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何以得救。与其说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答案，还不如说留给了我们一个自相矛盾的谜团。列夫·托尔斯泰的思考留下的是一个原样的世界，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列文式的坚韧与忍耐，或者以蒂利亚口吻所说出的：“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也就给予了我们忍受它的力量。”它与里尔克、卡夫卡所给出的答案大致相仿。

马丁·杜伽尔曾认为，托尔斯泰是最具洞察力的作家，他的目光十分锐利，能够穿透生活的壁垒而发现隐含其中的“真实”。但我却倾向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图解自我观念的作家，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作品，主题上的联系十分清晰，尤其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巨著，其中的人物、情节、主题多有雷同之处，他的观念的疆域并不宽广，他的素材也不丰富，但这并不妨碍托尔斯泰的伟大，正如塞万提斯的狭隘主题并不妨碍《堂·吉诃德》的伟大一样。小说的真实来自他的智慧、敏感而浩瀚的心灵，而更为重要的，他的诚实。维特根斯坦在读完《哈泽·穆拉特》以后曾感慨地说：“他（托尔斯泰）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